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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人落榜涉足古玩业

尊古斋开业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比上述三韩的铭珍、韵古、悦古要早几年；当时的创业者是黄伯川的叔叔黄振基兴甫先生。黄家是湖广江夏人。光绪二年丙子，开科会试，举人黄兴甫进京赶考参加会试，却没有中榜，流落京师，只能暂在湖北会馆中栖身，在琉璃厂附近的安澜营开设私塾，教周围的子弟读书习字，谋取衣食。

他既是举人，经史子集当然有相当修养，更喜爱诗词字画。闲时就踱步到琉璃厂的旧书铺古玩铺串串，有时也跟掌柜的、伙计们聊聊天。古玩商遇到不解的诗文，就便请黄先生给讲讲。遇到青铜器上的铭文，黄先生开始就有些困难，只能从篆字的变形上去猜认，久之，有所积累和提高。他接触的金石文玩多了，无心插柳柳成荫，近20年的浸淫，积累了相当的修养，不仅能鉴别真赝，特别在三代青铜器的造型、纹饰、锈色、铭文上有深邃的见解。他用自己积蓄购买了不少古玩收藏，其中青铜器更被他看重，这就奠定了黄家三代以经营“上三代”金石（即夏商周三代的青铜器钟鼎及古代碑刻）为主的基础。

金石学，主要是研究古代铜器和石刻的一门学问，与考古、古文字学都有密切关系。早在南北朝时的梁元帝，独目却好学，过目能成诵，诗、书、画皆有造诣，专门研究著录碑碣石刻的作品有120卷之多，可称我国金石著录之始。到唐宋，金石学又有发展，宋徽宗赵佶著《宣和博古图》，是金石学名著；还有与他先后同时的赵明诚的《金石录》和吕大临的《考古图》，可视为金石学之开端。金石学历来是文人学士的考古、考证的学问，凭借的是古书和出土的三代青铜器、各种碑碣等。自唐以后，各代在研究金石学的同时，一些能工巧匠仿制上三代的青铜器也获得很大成就，出现了很多足可乱真、具有极高艺术和历史价值的作品，其中宋徽宗既是出色的研究者也是仿制的积极推行者。到清道光末年陕西出土了“毛公鼎”，以及在此前乾隆时出土的“散氏盘”、嘉庆时出土的“齐侯罍”，三件国宝的出世，推动了清代后期金石学的研究发展和金石文玩业的兴起繁荣。黄兴甫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投入金石研究和经营的。他在光绪二十三年于西琉璃厂81号开设了尊古斋古玩铺，以经营“上三代”的金石文玩为主。这位举人成了古玩铺的掌柜的。

举人成为古玩商并不始自于他。在清道光末年开业的琉璃厂博古斋古玩铺，老掌柜祝锡之就是个举人，参加过道光年间的会试，也因落榜而转事古玩业。他精通书画、铜器、古玉、法帖、碑碣的鉴定，且能书善画，自立字号博古斋，以“博古”二字表示自己对古代文物通晓，确实经营过各种有很大历史意义的古玩文物。祝锡之为古玩业树立了在豪门巨宦前不谄媚、不低声下气，坚持平等相处，以“年兄”称之，送贵客只至门口，不跨出门槛，维护了从业者的尊严的良好风气。博古斋在光绪二十六年歇业，存在了50多年，是为琉璃厂古玩业的先驱，培养了大批出色的金石文玩、瓷器字画的鉴定人才。后来在20世纪80年代再建琉璃厂，中断80年的博古斋的匾牌又挂了出来，这是怀古敬古，而不是真的延续。

黄兴甫开设了尊古斋，因为正赶上金石文玩研究大兴起的风头，买卖做得很好。而黄本身的举人衔，使他有机会在开业前后，就与当时的金石学家、古文字学家的朝廷显宦，咸丰朝状元、光绪帝师翁同龢，咸丰朝进士、后任尚书、军机大臣潘祖荫，湖南巡抚、清末金石风的倡导者吴大澂，侍郎盛伯羲，国子监祭酒王莲生等交往；为研究金石学不惜放下旗人贵族架子，认真与有真才实学的古玩商交往，潜心学习研究，有金石著作存世，后任清朝湖广、四川总督的端方端午桥，清学部侍郎、著名收藏家宝熙等，都同黄兴甫非常熟悉。这些人既是他的客户，又是一起探讨学问的朋友。

学者型的黄家三代古玩商（2）

黄兴甫经营尊古斋13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深厚的基础。清宣统二年（1910），他将尊古斋交给他的侄子黄浚掌管经营，自己安居养老。民国六年（1917）黄兴甫逝世。

杰出的外语人才却成金石文玩专家

尊古斋开张不久，黄兴甫就把他一手抚养成人的侄子黄浚接来北京，送他进入“同文馆”学外语，以实现他的内心中赞成维新的想法。

黄浚，字伯川，生于清光绪六年（1880），父早亡，幼在家乡江夏读四书五经，17岁来到北京。奉叔父命进入同文馆学习德文8年，同时兼学英文、法文。同文馆开办于清同治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