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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星期不刮胡子，也不见笑容。他全力投入工作，舒解内心的痛苦。以后，蒋经国还写过《永远不要挂起日旗来》等篇文章，以示抗日到底的决心。

小蒋孝心动天地（3）

蒋经国从溪口回到赣州任上，已是1940年元月中旬。他在赣州工作的一些亲戚和下属，便在赣州专员公署的小月门院内房子里，为毛太夫人摆设灵堂，供同仁们为毛太夫人遇难表示哀悼，又在礼堂设奠祭悼。当时机关、学校团体各界人士都送来簿仪、挽联、挽幛、花圈、悼词，排满了整个礼堂。头几天来凭吊的络绎不绝，满脸沉痛和愤慨，在留言簿上表示，要向日寇讨还血债！蒋经国守在灵前还礼。

几天后，三青团江西支团部和专署，还在有关人员筹划下，于江西青年招待所礼堂内，为蒋母举行了一次盛大的追悼会。参加人员有三青团江西支团部“青干班”大部学员、青年招待所、青训队、赣州当时党政军各界代表、党团员等共千余人。会场沉痛致哀，同仇敌忾。蒋经国声泪俱下，语多哽咽。会后，不知谁出的主意得到蒋经国首肯，将赣州城区内的八境路改名为“忠孝路”，将城外一座浮桥改名为“忠孝桥”，其意义有二：一是张扬专员忠孝两全的品格；二是让人们走过此路此桥时，记住以专员做榜样，为国尽忠，为父母尽孝。

他还在他的新赣南专署西院办公室的办公桌上，放上慈祥母亲的瓷板像，写着“我母之像，经国泣书”，玻璃板上压着“争气”二字，茶几上放着一具骷髅，沙发旁陈列一大堆炸弹，显示他念念不忘国难家仇。

嗣后助理秘书李榕等人特意编辑了一本《毛太夫人荣哀录》，石印线装，厚厚一大册。出版后，不知是何原因，小蒋却无此书。抗日胜利后，他于1946年元月从杭州来函向赣州索要几本书。

1945年，蒋经国曾在日记中说：“近日心中有二事，终始不能忘者，一为先母罹难，此为余一生所最痛心之事，且六年以来因未安葬，为人子者既不能为先母立德业，又不能早日办妥安葬大事，且何以慰先母之心放九泉之下也，深夜自省，饮泪自痛……。”

同年12月下旬，蒋经国为母死难“满七”（奉化习俗，人死七天为头七，再过七天为二七，到七七为满七。每七都要祭奠），驰归溪口祭奠。为了幽静安全，他住宿在镇头武岭公园内的中国旅行社。不料被潜伏在溪口的日谍侦悉密报特务机关。敌人以为小蒋必在家乡过年，到正月初二出动大批飞机，以武岭公园为主要目标，再次狂轰滥炸。附近的上街、隔溪的上山村，建筑物破坏之多，居民死伤之惨，为溪口历次被轰炸的最严重一次。但出乎敌人预料，小蒋因为年关在即，有要务待理，有民众要探望，已于年前赶回赣州去了。不然的话，真有性命危险，至少也要经受一次惊险。

1946年4月，蒋经国在贵州旅途中，曾有一篇短文“东望章贡合流写给赣南县的朋友们”，文中说：“二十年以前，当我离乡出国的时候，母亲曾经将其亲手所制缝的棉背心，穿在我的身上。后来自己所穿的衣服，都换上了‘洋服’，而这件土布棉背心，虽然比不上‘洋服’的好看和舒适，可是我始终将其当作无价之宝，认为这件背心，不但可以暖我身，而更可温我的心。棉背心是一种‘物质’但是因为这件棉背心，是慈母亲制，而尤其是穿到了遥远的北国，所以这件衣服的价值，已经不在土布和棉花，而是在人情和精神的。”

从文中情节，可以体现他们母子情深，以及蒋经国对母亲怀念的情怀，蒋经国不愧为大孝子，真是孝动天地。

重用张恺也是表现小蒋孝心的一个侧面。原来抗战开始以后，蒋氏父子在奉化溪口的家务，委托武岭学校教师张恺就近照顾。张恺平日侍奉蒋母毛氏，犹如侍奉自己母亲一般。蒋母不幸被炸身亡，所有善后丧事，均由张恺一手料理。他对蒋家做到了忠心耿耿，蒋经国由此感激在心，认为他胜似母亲亲生儿子，应该以亲兄弟相待。丧事完毕返赣以后，即一再电请张恺结束武岭学校校务，离开溪口，前来赣州。张到后，蒋即以自己所兼的赣县县长一职　让位给张恺承担，以加官晋爵，作为报答母恩之德。

1945年春，蒋奉父命内调重庆，以遗赣南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区保安司令一缺，先由杨明继任，不久蒋仍保荐张恺担任。

1946年12月，蒋经国为其生母毛福梅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溪口街上，一时冠盖云集，国府顾问俞飞鹏、浙江省政府主席沈鸿烈、贵州省政府主席杨森以及当地政界要人都到场了。蒋纬国和夫人石静宜也专程从上海赶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