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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当不成真正的统帅。曾国藩是可以充当这个统帅的。他有自己的嫡系力量——湘勇，他要制定出一个深思熟虑的、切实可行的用兵计划，大大扩充湘勇，指挥两江的绿营，做一个号令威严、三军敬畏的统帅。想到这里，曾国藩再一次涌起对肃顺的感激之情。

他要给肃顺写一封极机密的信，派人专程送到北京去。曾国藩抽出一张纸来，又慢慢地磨着墨。猛然，他记起了肃顺要胡林翼将信给他看的话，心中产生了疑问：为什么肃顺要将这种绝密的事告诉胡林翼和自己呢？按理，他不应该泄露出来。“肃顺要讨好！”曾国藩心里说，他开始冷静了。对于这个圣眷甚隆的协揆，曾国藩是清楚的。肃顺精明干练，魄力宏大，敢于重用汉人，瞧不起满蒙亲贵中的昏聩者。为人骄横跋扈，独断专行。原来与恭王关系较好，后来仗着皇上的宠幸，连恭王也不放在眼里了。今日的肃顺，不就是历史上的权臣吗？恭王以及在他身后的满蒙亲贵，在朝廷中势力很大，与他们相比，肃顺势孤力单。皇上虽说年轻，但据说有痨病，万一有不幸，肃顺岂是恭王的对手！他这样明目张胆地拉拢自己，安抚胡林翼，是不是心怀叵测？想到这里，曾国藩心中冒出一丝恐惧。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这样的大事，还是以谨慎为好。曾国藩停止磨墨，将纸收到抽屉里。他决定不给肃顺写感谢信，今后即使真的上谕来了，也只能按规矩办事，给皇上上谢恩折，不能与肃顺有私下的联系。

四定下西面进攻的制胜之策

上谕真的到了宿松：“曾国藩着先行赏加兵部尚书衔，迅速驰往江苏，署理两江总督。”这个消息很快便传开了，驻扎在宿松的湘勇将官们纷纷前来祝贺，宿松、太湖、望江等县的县令们，一个个亲自坐轿来，连远驻徽州的左副都御史张芾也打发人飞骑奔来道喜。凡前来恭贺的人，曾国藩一律不见。他在大营墙上张贴了一纸告示：“本署督荷蒙皇恩，任重道远，无暇应酬，贺喜者到此止步，即刻返回，莫懈职守，本署督已祗受矣。”

因为事先早已知道，曾国藩对这道上谕并没有表现出过多的欣喜，反而深感临危受命的重大责任。局面是严峻的：整个苏南，除上海一隅外，已全部落入太平军手里；苏北皖北，捻军势力大为增长，行踪飘忽不定，州县无法对付；在浙江，李秀成的部队绕过杭州，出没于浙西一带；江西饶州、广信、建昌、抚州等地，经常被李世贤的人马任意往来；石达开的二十万人马虽已进入川贵，但随时都可返旆东来，太平军的各路人马，合起来至少还有五六十万。进入知天命之年的曾国藩，这些天来时常有一种苍凉之感。朝廷在江南大营溃败、四顾无人的时候，才想起依靠湘勇的力量，就在要依靠的时候，仍不愿干干脆脆把江督授予他这个湘勇的元勋，而要授给胡林翼。难道说，皇上对他的成见，一直耿耿于怀吗？每当想起这些，曾国藩便涌出一种强烈的委屈和失意之感。有一天深夜，凝视灯火，居然信笔写出了一首这样的五言诗：大叶迟未发，冷风吹我衣。天地气一浊，回头万事非。虚舟无抵忤，恩怨召杀机。年年绊物累，俯仰邻垢讥。终然学黄鹄，浩荡沧溟飞。写完后，他自己也觉得好笑：怎么会心灰若此！他想，无论是对国家，还是对自己，这种思想都要不得。他烧了这首诗，打起精神，考虑今后的用兵计划。

其实，这些计划，早在江南大营失败前，便和彭玉麟、杨载福、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等人磋商过，那时只局限于湘勇及胡林翼所掌管的部分绿营的调配。现在不同了，两江地方的绿营都可以由自己来节制。当然，绿营还包括多年来和湘勇一起打仗的多隆阿部。

曾国藩将前些日子磋商的事理出个头绪来，作出了几点决定：首先，他清楚地认识到，朝廷从浙江入手，通过苏、常包围江宁的东面进攻的决策，历史和现实都证明是错误的，必须改由西面进攻的策略，也就是两年前复出时所定下的进军皖中的计划，即从长江上游向江宁包围。长江在安徽境内有两座重要城镇，一为江北的安庆，一为江南的池州，占住了它们，即打开了攻破江宁的大门。拿下安庆，这是曾国藩复出后的第一个战略任务，可惜李续宾、曾国华辜负重任。十天前，经胡林翼提醒，曾国藩已拟定调九弟国荃去安徽。他密函九弟：把围安庆当做围江宁的演习，训练部属，积累经验，日后好抢夺攻克江宁的首功。曾国荃是个好大喜功的人，接到大哥的信后，立即出发，一面又派人回湖南再募五千人。有了攻吉安的经验，他对攻下安庆充满了信心。曾国藩又把满弟贞干的贞字营扩大到两千人，也调往安庆。吉字营、贞字营，才是真正的曾家军。安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