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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各种信仰治疗法和意识疗法:精神派、催眠师、有一只“魔箱”的人,更不用说卢尔德(Lourdes)朝圣⑧和哈西德派(Hassidic)的神秘教士⑨了。
关于精神治疗效果的研究,约略形成于1920年,显示结果都差不多:精神治疗或许有神奇的效果,但数据不够完全,且不能证明哪一种方式比较好,或与另一种的差异为何。这代表双重意义:一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是对某些人有用的特殊疗法,并不能用来治疗所有的精神问题;二是治疗成果言过其实。不管结论为何,都不是弗洛伊德以及精神分析学派能接受的,因为这等于全然否定弗洛伊德的理论。
记得有一天晚上,比勒(KarlBuehler)和摩根斯坦(OskarMorgenstern)⑩在我家餐桌上谈论到一项有关精神治疗效果的重要研究。布勒是维也纳大学的心理学教授,略微倾向弗洛伊德学派(他的夫人夏洛特就是弗洛伊德派的精神分析医师),而摩根斯坦当时还是个学生,后来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并成为统计理论的权威。比勒说道,效果可以显示,对许多心理疾病而言,精神分析是有力而特殊的一种治疗法。并且说,我们该好好研究精神分析可以适用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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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假弗洛伊德(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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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斯坦回答说:“不对。如果看统计数字的话,要不是这个病人本来就没有所谓的心理疾病,就是病情之所以改善是由于病人对方法信赖产生的信心,而非方法本身所致。”
“不管怎么说,”另一位在座的眼科手术医师说,“弗洛伊德精神治疗法的效果不明显,因此没有医师可以凭着良心来推荐或运用。”
对维也纳所有的医师来说,最困惑的就是不知道弗洛伊德和他的弟子说的是“治疗病人”,还是“文艺批评”。前一分钟他们才试着去治疗某一种特别的疾病,比方说害怕过马路或是阳萎,下一分钟他们又用同样的方法、字汇以及分析方式来看《格林童话》(Grimm’sFairyTalse)或是《李尔王》(KingLear)。医师大都心悦诚服地认为:“对小说艺术而言,精神分析居功厥伟,”正如托玛斯·曼(ThomasMann)在弗洛伊德80岁大寿的讲演中所言。对文化、文学、宗教以及艺术,弗洛伊德是最有影响力、想像力、慧眼独具的批评家;以上姑且不提的话,许多人都一致认为,他为长久以来紧闭的灵魂开了一扇窗。由于这点,他足被誉为“奥地利最重要的人物”。
然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就像牛顿的物理学、康德的形而上学,或者是歌德的美学,可以成为一种治疗法吗?弗洛伊德和他的追随者声称,精神分析确实是一种疗法,但这点却是一般维也纳医师所不能接受的。
只要有人暗示弗洛伊德的理论是“诗”,而不是“科学”,他就觉得受到莫大的伤害。即使是他亲自邀请托玛斯·曼在他生日时演讲的,却又深深厌恶他的“赞美”。当然,不管精神分析是否是真正的科学,弗洛伊德还是伟大的艺术家。也许,他是本世纪最卓越的德语散文作家——他所写的,是那么清晰、简明与精确,如不可言传的上乘诗作。在没有特别指明患者为谁的病史记录中,他以两段文字就把一个人的全貌勾勒出来,比许多长篇小说,如托玛斯·曼写的,还要高明。他所创造的语汇,不管是“肛门的”,还是“口欲的”,或是“自我”与“超我”,都是伟大的“诗的想像”。然而,这种种却使得弗洛伊德那“科学的医学”更不自在,且在听别人盛赞他是“诗人”、“艺术家”时,让他本人和他的信徒勃然大怒。
在我童年时,这些都是大人不断讨论和辩论的主题。我想,稍早的时候,约从1890年到1910年,更是如此。那期间弗洛伊德的巨著问世了,他已是一流的神经医学专家,在临床治疗上,特别在诊治女病人方面,有了不起的成果,也是所谓“风潮”的领导人。然而,问题却一再地浮现:弗洛伊德的道德问题、精神分析的医学伦理与效果、精神分析效果的衡量标准,以及宇宙哲学是否适用于临床治疗等。
于真万确的是;没有人忽略弗洛伊德。大家都很郑重地讨论他,然后决定加以排拒。
精神分析的起源,常被解释为对“维多利亚时期性压抑”的反动,特别在美国被视为如此。在美国或许是有这种“压抑”,但在英国,除了短短的几年,是否有这种现象则令人存疑。就奥地利而言,不管是在弗洛伊德年少时,或是他执业的时代,都没有所谓的“性压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