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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话，误伤了一些朋友和同志。但是我确信，这是他的认识问题，而非蓄意为之。正如《吴晗传》的作者所说，“他的忠诚，有时使他是非不分，”是“忠诚的人，犯了忠诚的错误”。他写《海瑞罢官》，也是响应号召之作；但终因此“获罪”，惨遭凌辱，直至家破人亡。中国历史上最残忍、最无耻的*，竟加在一个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为*自由奋斗一生的学者、战士身上，真令人发指，令人痛惜，令人欲哭无泪！

最后，我还想说几句与主题并非完全无关的话。1978年上半年，我在《人民日报》上连续看到一位学者的文章，讲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思想建设问题，分析“四人帮”的思想危害，如何拨乱反正，等等，说得头头是道，发人深省。从此我记住这位先生的名字。后来因想写点东西纪念吴晗先生，我重新翻阅1965年年末至1966年上半年批判吴晗先生的文章，发现那位学者有好几篇皇皇巨著，对《海瑞罢官》和吴先生其他著述大加挞伐，其立论之偏颇，用词之尖刻，丝毫不逊于梁效、罗思鼎之流。这使我大吃一惊，难道学者是可以凭借自己的知识而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颠倒是非，随意褒贬的吗？后来一想，当时有当时的气候条件，有一向崇拜的伟人号召，自觉不自觉地跟风或者不敢不跟着风向转的人是不难理解的，这是时代的悲剧，不能苛责于一般人吧？但教训总应该吸取。如果那些写过错误批判文章的人，特别是那些有学问的、很有辩才的人，自己现身说法，讲讲当时的思想和今天的认识，一定有很大的教育意义。我把这个意见告诉我的朋友，也是那位先生的同事严四光同志，他答应转述我的意见。不久反馈回来说：那位先生听了之后，一叠声地说：“我的那些文章有错误，有错误。”此外就别无下文。也就是说，写文章自我反省一下是不想做的了。我当然无权强迫别人接受我的意见。但我奇怪，谈谈过去的错误，对自己和别人都大有裨益的事，怎么就这么难呢？回想起来，整整十年，有多少疾言厉色，无限上纲，捕风捉影，乃至无中生有去诬陷别人的事情发生过，怎么不见有人写反省文章；还有那些打死正直的校长的娃娃，如今都该有五六十岁了吧，怎么就没有一个人公开出来讲讲自己的无知、盲动，乃至粗暴残忍的恶行，并且忠实地暴露一下自己当时的思想呢？要知道绝不会有人追究他们的责任，但把潜伏在人心灵深处的丑恶或原罪曝曝光，晒晒太阳，对我们这一代人及下一代都是很好的教育呀！

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看到那些曾经痛批好人和曾经严重伤害好人者的自白，哪怕只有三五篇也好。

张乐群　纪念吴晗同志（1）

吴晗同志提倡刚直不阿的海瑞精神，写了《海瑞罢官》一剧，“四人帮”一伙为策动反革命阴谋，拿他开刀，遂致死难。这件震动全国的大冤案，如今得到昭雪。文化教育工作者连声称快。吴晗同志做了一个先锋战士应该做的事，虽然惨遭家破人亡，也享有昭雪后的称誉和光荣，历史往往如此。在怀念吴晗同志的时候，作为吴晗同志的学生，联系一些往事，我觉得吴晗同志的治学态度和追求进步的精神，是最值得我们后辈学习的。

1942年在昆明西南联大，我走进吴晗同志的课堂，从此我们就熟识了。吴晗同志讲课，简洁生动，才气横溢。他上课只讲一半时间，其余时间和几个学生共同讨论，师生各抒己见。我常去他家，一间小小的破楼，大堆大堆的古书，他一身破旧的灰布长袍，正是那时一个清贫教授的典型风度。我们谈话所及的多是“国家大事”。那时学校*运动开始复苏，学生是主力，领导运动的是地下党。一批进步教授出现了，开始冲破国民党反动派法西斯教育窒息的气氛。闻一多先生讲《离骚》，朱自清先生讲文学史，张奚若先生讲西洋政治思想史，课堂内外都是从学术研究来配合*。在这些进步教授所发的、我所听到过的“牢骚”中，比较年轻的吴晗同志的议论是最明确而突出的。例如，他讲明代锦衣卫和东、西厂的特务恐怖统治、明代官吏的贪污，完全酷似蒋家王朝，听了十分痛快，尤其突出的是：他大讲明代的奴隶、农民、工匠，讲李自成领导的农民战争，抨击朱明政权的腐朽。农民和农民革命战争这样的问题，当时一般的历史学家，讲到这里时多是一笔带过或者闭口不谈的，而吴晗同志则大讲特讲，课堂上讲了，还写成文章。如《论晚明“流寇”》一文，歌颂农民革命，就是在《新华日报》上发表的。吴晗同志的治学观点已从爱国*的正义立场，逐渐进到人民革命的立场了。

吴晗同志是从故纸堆中钻出来的。他原名吴春晗，是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