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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讲了一句遗嘱。’少夫人说：‘要刘省长速将情况禀报少帅！’她就转身走下楼来了。”

刘尚清听完深深地弯下腰，对于凤至走去的方向鞠一躬说：“好一位深明大义的少帅夫人！”⒃

这以后，大帅府内对于张作霖的去世仍密而不宣。常为大元帅看病的杜医官每天照常到帅府上班，照常到张作霖住处去给他“治伤”；厨房照常为他送饭，勤杂工照常洒扫，花工照常在庭院里修剪花枝。总之帅府内一切平静，一点也看不出有什么悲伤和慌乱的景象。

这使野心勃勃的日本人颇感失望，因为在他们看来，张作霖是绝无生还的可能的，只要他一死，东北就会大乱，那时他们将立即出兵，乘乱进占奉天，继而占领全东北。若此计不成，他们就设法阻止张学良回东北，甚至企图加害于他，以便斩草除根。

但他们的这个如意算盘落空了。

原来，在张作霖重伤去世的当天，刘尚清等就火速秘密派人去关内给张学良送信了。炸车事件虽如晴天霹雳，使人震惊，但东北整个局势还是稳定的，并没有出现日本人所希望的那种混乱状态。张作霖所乘列车被炸的事，张学良当天就得知了，但父亲情况如何，却不了解，他一直抱着侥幸的心理，认为受点惊或负点伤也是可能的，更严重的事，想还不会发生。但他显然是估计错了，当他接到东北来信，得知父亲不幸身亡时，真如万箭穿心，眼泪似断线的珠子，顷刻间把信纸滴湿一片，但没有哭出声音来。他极力克制着自己的痛苦和愤怒，待前线形势趋于缓和，并开始逐步往关外撤兵时，才又剃光了长发，身穿士兵服装，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由卫队营长崔成义率领几名得力卫士护送，并化装成伙夫，于黑夜中混杂在经滦州东撤的士兵当中，才乘坐闷罐车返回奉天的。

那时，就这样仍担着不少风险。火车每当经过大站，象山海关、绥州、锦州等地时，各站站长及日本宪兵均荷枪实弹，登车巡视，每检查一个车厢，就询问谁是车上的指挥官？张学良是否在这趟列车上？士兵们有认得崔营长的，就说崔营长是指挥官，至于张学良在不在车上，崔营长断然否认了：“张学良正在关内指挥作战，怎么能会回来？”这才巧妙地掩护张学良平安回到了奉天。

在这之后的东北政局，仍然是很不平静的，围绕着炸车案的余波和究竟由谁担负东北地区的军政首脑，以及东北向何处去等问题，在上层，在领导集团内部，也仍然存在着矛盾的，有时甚至明争暗斗、风波迭起。如为了尽可能隆重地为父亲治丧，并继承他的遗志，张学良回来后的繁忙、紧张，是不难想象的。他需要休息，需要平静，需要内部团结，上下一致。然而，就在这个多事之秋，偏偏有人又想搞点什么名堂了，不是“经”念歪，就是“唱”走调，使他好不痛快。就说东三省议会联合会吧，本可晚些时候等大丧发完再召开嘛，可是硬要马上开，还让他必须按时出席，这究竟是什么意思？……

张学良的疑虑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在那时，“大多数人认为，张作霖之死有利于日本，但也有一部分人认为不利于日本。把张作霖之死看成有利于日本人的那一派，眼下都使足劲往实力派杨宇霆那边靠。他们鼓吹满蒙地区可以顺从日本人的意图，接受日本人的指导。虽然他们惧怕杨宇霆的鬼精诡诈，因为在大帅活着的时候，他一口一声‘上将军’，给好多同僚上过谗言，特别是他对以张学良为首的少壮派根本没放在眼里。虽然如此，他们说从整个东三省来看，老一辈还得有这么个人出面。可在目前，张学良却有意疏远日本，投靠南京政府。眼下南方势力日益扩大，晋军和冯军都归顺了。而且南京政府还决定把北京改为北平，直隶改为河北，任命阎锡山为京津卫戍总司令，令其全权处理接收北平事务；蒋介石又派何成浚到北京与张学良极其秘密地接洽过……基于这些情况，把张作霖之死看成不利于日本人的那一派，就极力往张学良这边靠。两派对立情绪很大，所以在即将召开的东三省省议会联合会上肯定是要有一场斗争。”⒄

果然，在那天会上，有人想兴风作浪，想上台，使张学良一度处于颇为不利的境地：

参加会议的人基本上到齐全了，就缺张作相老督办了。大家议论说，不要等他了，他会来的。因为推举他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的消息早传出去了，这已是铁板钉钉。并且在这之前，有人已经把新总司令军服送给了他。

当然，张作相曾经表白，他一定要“老把侄儿（张学良）”继承父业。但到了关键时刻，一般人都会抓住不放，张作相嘴上那么说，实际上他究竟会怎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