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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光华投资公司和华夏投资公司投入３０亿元进场护盘，支撑股价，为李登辉“增添光彩”。党营事业随着时代的变化，已不再只愿从事长线操作，而加强短期投资，操作股票，于是股市已成为国民党牟利的最重要途径，国民党成为股市超级大户。１９９６年，国民党除上市、上柜公司股票外，还有４７８亿元的未上市股票，总计上市、未上市股票达１３７２亿元。这年后期，股价持续走高，七大公司持有的股票也不断增值，加上刘泰英在市场不断喊话，表示股市持续看好，仅８个月其股票与共同基金账面上投资就赚了５８５亿元，从原８９4亿元增为１４７９亿元。加上新上市、上柜与未上市部分，其持股价值合计超过２０００亿，显然成为市场上的股市大户。执政党身兼股市大户，国民党这种做法可说是举世无双。

就在１９９７年亚洲金融风暴扩大蔓延之时，国民党大掌柜刘泰英在党营事业研讨会上大放厥词，在表示新台币汇率会贬到３５元之后，市场便传出党营事业利用无本金远期外汇交易（ＮＤＦ）赚进丰厚差价。同时李登辉警告，大陆可能出现如同东南亚的金融问题，加深人民币贬值的预期，被外界认定为国民党党营事业大玩远期外汇交易，投机炒作外汇。台湾《联合报》一篇文章这样指出：“就在亚洲金融危机蔓延、人心惶惶之时，令人扼腕的是，执政党的党营事业却在此时加入投机炒汇行列，不仅难脱‘发国难财’之嫌，更是加重新台币贬值的元凶。国民党大掌柜一方面在市场放话新台币贬值，党营事业却一方面大玩不用本钱的远期外汇交易。一唱一和之间，又有多少炒汇钱轻松落袋，而寻常百姓的资产却缩了一成。”

国民党党营事业的金权勾结与过渡的金钱投机，引来外界更大的不满。台湾《联合报》于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６日的一篇社论中指出，国民党党营事业“无论是买票败坏选风，或玩弄特权与金钱游戏，或在股市中翻江倒海，套杀散户，问题的关键皆在于国民党作为一个长期执政的政党，又拥有如此庞大的党产，财大气粗，所以能上下其手”。有媒体批评道：“政党系以获得政权、服务民众为目标，绝对不是为了投资股票、追求金钱。当国民党一手掌权，一手赚钱时，政党如何公平竞争？在当局高唱‘冻省’可提高竞争力的同时，是否也该冻结国民党党产、废除党营事业，否则如何能让台湾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

有媒体批评指出，由于党产缺乏监督机制，党产操作已沦为一两个人的黑箱作业。“国民党党产的问题，不但反映了党内失去民主机制，而且污染了政风，戕害了社会经济正义，更已严重背离了政党国民党党产一直是外界质疑的重点，也是国民党头痛的问题应负的社会责任，而到了涉及违法或违宪的地步。归结而论，国民党党产问题可以说是现今民主政治及社会正义上的一大毒瘤，不能不加以铲除”。

对外界的指责与批评，国民党也曾承诺对党营事业进行改革与规范。在１９９６年召开所谓的“国发会”上，就“党营事业投资与经营范围”约束问题展开讨论，民进党与国民党在利益交换下达成有关党营事业经营活动的四大共识：党营事业“不得介入公共工程，不得经营垄断事业，不得介入政府采购，不得赴大陆投资”，并由行政部门做进一步的法律约束。这被民进党认为是一项与国民党斗争的胜利，其实只是虚晃一枪，这“四不”对党营事业经营与发展不仅一点未受影响，而且党营事业日益发展壮大。对此共识，台湾行政部门经过一年多的讨论，认为对党营事业投资与经营另立政党法规并不恰当，最后决定由“内政部”在修正“人民团体法”时，将党营事业投资与经营约束问题进行原则性与宣示性规定。其实，寄希望于执政的国民党行政部门制定规范本党投资事业与经营的法规，无异于缘木求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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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营事业之痛（2）

在这种背景下，国民党的党营事业便成为在野的民进党攻击与批判国民党的有力武器。尤其是每到重大选举期间，民进党就会大批特批国民党的党营事业，揭露其种种黑幕，给国民党造成很大的压力，在选举中显得相当被动，无法获得选民的支持。在2000年“总统”大选前，民进党“立法委员”于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２０日举行“党营事业染指重大工程模式”记者会，揭露国民党党营事业近年来以配合“政府政策”为名，结合财团“党友”进军重大工程牟利，包括杨天生的长亿集团、沈庆京的威京集团、尹衍梁的润泰集团、林谢罕见的宏国集团、高雄陈家企业集团，都以国民党党营事业投管会委员的身份与党营事业合作，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