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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的结盟行动。在许多政府重大投资计划中，党营事业与其关系密切的财团结盟，夺取商机。如在台北国际金融大楼的竞标中、在高速铁路的两大财团争夺中、在电信大哥大申请设立的夺标中，与党营事业关系密切或以党营事业挂帅的“结盟”，均能无往而不胜。可以说今天台湾每一个大财团几乎都与党营事业有某种关系。就是一向与外界合作较少及标榜远离政治的台塑集团也难免，台塑集团早就投资党营事业的永嘉化学、中美和等公司，成为事业上的合作伙伴。

党营事业还通过所谓的“丢金捡土”的办法图利财团，以巩固国民党的政商关系。“丢金捡土”就是党营事业低价出售经营良好企业给财团，而高价购买面临问题的企业。如党营事业曾大手笔出售中华开发、华信银行等赚钱的企业股票，而购买呆账一大堆的泛亚银行、高雄中小企业银行等企业；抛掉台积电与联电这种高科技盈利企业的股票，换来国扬、安锋等问题企业的“地雷股”（存在财务危机企业的股票）；卖掉值钱的中广大楼，而买进与价值极不相符的东帝士东星大楼与冠德大楼等。党营事业这种不可思议的做法被外界称为“丢金捡土”。在这种看似不合逻辑的背后，其实隐藏了政商结合与利益输送。党营事业出售赚钱企业，并不是出售给一般企业，而是出售给与国民党关系极深的特定财团，像耐斯集团、润泰集团、长亿集团等。所谓的“捡土”，也不过是帮助这些出现问题与面临困难的企业解决困难而已。

在１９９７年至１９９８年亚洲金融风暴蔓延到台湾时，台湾有２５家大财团发生财务危机，其中有１４家找上国民党党营事业求援。但国民党党营事业只选择９家企业进行救援。原来这９家发生财务危机的企业均是与国民党有良好政商关系的企业，而非刘泰英所称的这些企业“本业基础良好”。党营事业救援的第一步，是以投资入股的方式直接给予资金援助，并掌握企业的经营权，稳住银行的贷款支持。第二步则是由中华开发工业银行结合其他金融机构联合贷款“纾困”。此外，刘泰英也向各银行施压，要其不要对这些企业抽紧银根，以分散风险。有人指出，国民党一手遮天，运用党营事业做政治利益的巩固与交换，将原本体质不佳的企业风险由广大的纳税义务人来承担，是极不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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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权结合的典型（2）

党营事业还依靠特权，大肆向银行借贷。到１９９９年７月，党营事业向银行借贷负债余额高达１０２８亿元，加上公司债发行余额３２９亿元，合计１３５７亿元，不仅造成党营事业财务状况恶化，而且金融机构坏账也不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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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营事业之痛（1）

国民党庞大的党产，不只是正当经营赚来的，还涉及许多颇受争议的党产来源与贪污问题，以及在市场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有学者指出，国民党党营事业能够发展到今天如此庞大的规模，属于全民的“国库”扮演了重要角色，即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国民党通过五大手法侵占“国库”财产。一是廉价购买及无偿占有“国土”。国民党惯用手法是“据地为王”，“先占先赢”；然后“廉价租用”，最后是“低价买进”。台北博爱特区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土地就是典型的例子，国民党在租用多年后，于１９９０年向“国有财产局”以３�７亿元买进，较当时市价低了４０亿元。二是“政府预算补贴党营事业”。就是“国库”直接拨款给国民党党营事业，如中央社、中央日报、中正书局与中广公司等党营文化事业，过去长期接受政府预算补助。三是委托业务。即政府成为党营事业大客户，如中兴电工、中央产险等党营企业长期与政府所属的机构或公营企业有生意业务往来。四是双向委托投资，包括政府委托国民党做“人头股东”，如中华票券公司与“中国商业银行”等，以此规避“国会”监督。五是“党政合资”，政府与国民党携手合作创业，是党营事业得以壮大的关键因素，因为这类事业多半具有特许、独占、垄断性质，从而获得巨额利益。

国民党还依靠执政权与庞大的党营事业，大玩金钱游戏，操纵股市，投机外汇，大赚特赚。党营事业在市场呼风唤雨，玩股票，影响股价是其一贯做法。党营事业老板刘泰英被称为股市“爱国大户”与“多头总司令”自不在话下。在１９９６年两岸关系危机引起岛内股市大跌期间，党营事业不仅成为国民党护盘基金的重要出资者，也是市场上重要的支撑者。如在１９９６年５月２０日李登辉宣誓就职当天，刘泰英下令中央投资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