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部分(第3/4 页)

么沉着和那么从容地走去当俘虏，仿佛是在繁重、无聊的劳动之后返回家去似的。他的事个身心都流露出那么一种忠心效劳的决心，以致德国人不用开口也就了解了他，他们边说边笑地等待着他，连肩上的步枪也没有取下来。

“是费奥多尔楚克同志，”沃尔科夫惊异地说，“是上士同志……”

“同志？……”普鲁日尼科夫看也没看沃尔科夫就伸过手去：“给我步枪。”

沃尔科夫习惯性地慌了起来，但又突然发愣了。他咕嘟一声咽了一口什么。

“干吗？”

“把枪给我！快点！”

费奥多尔楚克已经走近了德国兵，普鲁日尼科夫着急了。他的枪法很准，但正是在现在这种怎么也不能打偏了的时刻，他却反枪机扳得太猛了。他这所以扳得太猛，是因为他看到费奥多尔楚克已经从桥上走了过去，离德国人只有四步远。

子弹打在上士身后的泥地上。不知是德国人没有听见这单发的枪声，还是根本没把它当加事儿，他们依然谈笑凤生。可是对费奥多尔楚克来说，背后响起的这一枪声是冲他而去的：他那宽阔的、刹时变湿了的、被军装紧绷着的脊背正等待着射去的子弹。听到枪响，他向旁边一窜，扑到在地，迅速向德国兵爬去，而德国兵一面开心地笑着，一面往后退着躲开他。他一会儿伏在地上，一会儿东奔西窜，一会儿爬，一会儿跪在那里，把握着破纱巾的两手伸向德国人。第二颗子弹在他跪着的时候打中了。他向前趔趄了一下，蜷缩一团，但还继续往前爬，嘴里可怕地、令人不解地喊着什么。德国人还没有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他们还在捧腹大笑，拿这个如此想活下去的魁梧大汉开心。他们任何人的脑子都还没有转过弯来，因为后来的三发子弹，普鲁日尼科夫是象在军校打靶场上那样快速射击的。

当普鲁日尼科夫和惊慌失措的沃尔科夫已经到了底下，到了被炸毁的空旷的掩蔽室里的时候，德国人发射出杂乱无章的回击枪声。头上的什么地方响起了几颗手榴弹的爆炸声。沃尔科夫企图钻进一道罅缝里去，但是普鲁日尼科夫扶起了他，接着他们又往什么方向跑去，时而卧倒，时而匍匐，终于穿过了大院，滚进一辆打坏了的装甲车后头的弹坑里。

“好一个败类，”普鲁日尼科夫气喘吁吁他说，“他——一个败类，叛徒。”

沃尔科夫瞪着圆圆的大眼睛，惶恐地望着他，摸不着头脑地慌忙点头。普鲁日尼科夫却说个不停，老是重复同样的话：“叛徒。败类。打着白头巾走去的，看见了吗？挺干净的纱巾，大概是从赫里斯嘉大婶那里偷去的吧，为了自己的那条狗命，他会出卖一切。连你和我他也会出卖。无耻败类。打的是纱巾吧？看到了吗？你看到他是怎样走过去的吗，沃尔科夫？他是那么坦然，看来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

普鲁日尼科夫之所以想把话说出来，只是由于不说憋得慌。他打死过许多敌人，但从来没有感到需要解释些什么。可这一次他无法沉默。打死了一个常与他同桌共餐的人，他没有感到良心的苛责。相反，他感到了一种大快人心的振奋，因此说啊说啊，不停地说。

四一年五月应征入伍的一年兵瓦西亚·沃尔科夫，一边听一边顺从地点着头，但他一句话也没有听进去。他从未参加过战斗，他认为，德国士兵毕竟也是人，不能朝他们开枪，至少在接到命令之前是如此。他，瓦西亚·沃尔科夫，第一次看到的死，是这样一个人的死，这个人在他短短的、和平而宁静的一生中，与他共同度过了无数惊心动魄的日日夜夜。正是这个人，他了解得比谁都多，因为还是在战前他们就在同一个团里服役，睡在同一个兵营里。这个人经常唠唠叨叨地教他摆弄武器，请他喝过糖茶，还常常在枯燥乏味的执勤之际允许他稍稍睡上一会儿。

而现在这个人躺在对岸，俯伏而卧，脸拼命往地里钻，前伸的两臂把纱巾紧紧攥在手里。沃尔科夫不愿意把费奥多尔楚克往坏处想，尽管他不明白，上士为什么要到德国人那里去。沃尔科夫认为，费奥多尔楚克既然这样做，就必有其原因，而在往他背上打枪之前，应当首先把这些原因调查清楚。可是这个瘦瘦的、可怕的和令人捉摸不透的中尉，这个从别处来的中尉，什么也不想弄清楚。自从他来到他们这里，一开始就进行威胁，扬言要枪毙人，用手枪指指点点。

想到这里，沃尔科夫除了孤独，什么感觉也没有，而这种孤独感又非常折磨人，也由不得人。它妨碍沃尔科夫去意识到自己是人，是战士，它在他和普鲁日尼科夫之间筑起了一道不可逾越的墙。沃尔科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