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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没地方搁了。郑达甫不信自己有画画儿的本事，找不着吃饭的地方，于是带着画笔来到了上海滩。最初，在上海的街头卖画儿，可是既没人给他捧场，又没有什么背景，一个默默无闻的穷画家，除了肚子唱“空城计”，剩下的还是挨饿。正在这时，他遇到了有钱有势的商人杨渭泉。杨氏把他收留下来，管吃管住，还让他画画儿。郑达甫算是绝处逢生，感激之余，一切听任杨的摆布。

杨渭泉不会画画儿，但会经营，他大登广告，印发润例，专绘“锦灰堆”，接到的画件，就让郑动笔。卖画儿的钱，杨取六成，郑得四成，这四成还包括笔墨纸砚的费用。署名权是杨，郑只管画。杨不动笔，却名利双收。郑达甫就这样画了二十多年，以至于世人皆知杨渭泉，不知有个郑达甫。后来因战事影响，绘画的生意没了，郑被杨下了逐客令。郑不得已又回到家乡，以上山砍柴，入市卖烧饼度日，直到1949年上海解放，郑达甫又到上海，重操画笔，说出事情的真相，人们才恍然大悟。后来全国美协征集郑达甫的“锦灰堆”，让他参加了第二届全国美展，他的大名才被人所识。郑达甫也被聘为上海文史馆的馆员，衣食不忧了。

这当然是老天爷照顾郑达甫，让他活到了“后来”。假如郑达甫没等到“后来”，给杨渭泉代笔二十多年后就驾鹤西去，您说谁能知道杨渭泉的画儿敢情是他代笔？也许，历史上只留下了杨渭泉的大名，世人不知还有郑达甫这个人了。

另一个“段子”更有趣儿。

清朝的阮元，也就是阮云台，当过浙江巡抚。他不但是位名臣，还是一代金石名家。您查历代金石大家，准保有他一号。现在西湖三岛之一的“阮公墩”，便是纪念他而得名。按说这样有名的金石玩家，该不会眼里揉沙子吧？想不到在他身上却闹出了大笑话。

他有一个学生，来北京赶考，走到通州，在摊儿上买了个烧饼想充饥，突然发现这个烧饼的背面斑斑驳驳，像是钟鼎上的铭文，于是他找了张宣纸把它拓下来，寄给了自己的老师阮云台，说他在通州的一家古玩铺发现了一个古鼎，因为身上没钱，也不知道是什么年代的东西，特地将铭文拓出寄上，请老师和诸位名家考证，看它是真品还是赝品。

您说这不是逗闷子玩吗？可是这位阮大人接到这封信，却当了真，邀请严小雅、张叔禾等名士对“铭文”进行鉴定。这些鉴赏家看到烧饼拓片，有的说是真品，有的说是赝品，莫衷一是。但是这张“拓片”已入阮大人的“法眼”，他认准这是古代钟鼎的铭文，以至于到了谁说是假的，他就跟谁急的地步。他还找出证据，拿出宋徽宗赵佶编的金石经典名著《宣和图谱》，认定这是“谱”上的一个鼎，不但称这位弟子有眼力，还给这拓片题跋，说这拓片与图谱相合，因字年久，铭文剥蚀，弟子拓得不精，故有“漫漶”，实非赝物。那位跟他逗闷子的门生见了题跋，不禁啼笑皆非。这个段子，并非杜撰，而是出自前人《笔记》。

弟子拿老师开涮，实有“犯上”之嫌，属于“大逆不道”，但是您看了以后，仔细咂摸，是不是能品出一些酸味来？

多荒唐的事呀！一个烧饼拓片，居然把堂堂的金石大家给蒙了！要知道阮云台不是一般的金石专家，他在金石钟鼎学术研究和鉴定方面有相当深厚的功力，而且给后人留下许多藏品和著述。

也许瑕不掩瑜，“烧饼”事件并不影响阮大人的“成就”，可是即便是这么有名的大家也有打眼的时候，是不是说明收藏界的水太深了？您是不是由此能想到了《画虫儿》里的人物？

《画虫儿》说的书画收藏，不是金石收藏，虽然金石收藏比书画收藏要难，但书画收藏的水比金石收藏要深。假画儿是当前书画收藏的祸水。这股祸水并非始于今天，您看几十年前的上海滩不就有杨渭泉的画儿欺世盗名吗？当然，跟现在做假画的那些人比起来，杨渭泉只能说是小巫见大巫了。这也正是我写《画虫儿》的初衷。

。　想看书来

自序　品的是味儿（3）

说到“画虫儿”冯爷，您也许会问，生活中实有其人吗？是的，我想所有看过这本书的人都会提出这个问题。

其实，在此书出版前，已有朋友看过书稿问我，你写的是不是谁谁？也有朋友对我说，冯爷的做派和性格很像谁谁！当然也有人说我写的冯爷有点离谱儿，生活中哪有这种人？有人甚至对书中的一些细节提出怀疑，他们天真地问我：生活中能有这样的事吗？

对于这些，我不想多说什么，我之所以在前面讲那两个段子，其实就想告诉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