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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愈的皇上，一个是调换角色、乍进政坛的宫里太后，没有一个叫人放心！做臣子的能不忧心忡忡、喋喋而言吗？做了天章阁待制、知谏院的司马光，当仁不让，更是处处掌眼，不能自已了。

像司马光这样的从四品官员，得到的赏赐，折合铜钱已超过一千贯。比他高的，当然更多了。作为谏官，底下为了张罗赏钱如何搜刮鱼肉百姓，他比任何人都知道得多。既然知道百姓苦不堪言，司马光得着这钱，心里如何能踏实呢？

他跑到柔仪殿，当着几位中书大臣的面，一定要交回赏赐：“陛下，如今已经不比当年了。为着赏赐臣子，不得不用非常手段来筹措资金，我们拿这钱心里不安！臣子尽忠，也不在乎有没有赏赐。没有，不照样尽忠报国吗？像这样以赏求忠，也不是朝廷应该礼遇臣下的道理！臣不但请求交回赏赐，还愿另外敬献一部分钱财，帮助丧葬山陵费用。请皇上一定恩准！”

皇上坐在那里只是个样子，哪里就能管事了？自然不置可否。不置可否不要紧，他将奏折递上去了。退下殿来，又鼓动了几个属下，一起带着朝廷给的赏赐及各人随意捐献的钱财，直接去了客省。所以要去客省，是因为只有客省才专管四方进献。没想到，客省的门吏连门也没让他们进：“皇上有诏，这不合乾兴先例，不予收纳。各位大人请回吧！”

司马光火了，质问他：“废话！我来问你，州县官员为了筹措赏赐，不惜鞭打黎民百姓，乾兴年间也有先例吗？”

门吏朝司马光深深一揖，十分委屈：“大人，小人只管传达命令，别的什么也不知道。您干吗跑来问我？”

司马光想想也是，关人家门吏什么事！转身就领着大家回去了。

这事自然不能就了！皇上不行，还得找太后说道说道。那话，上来就说得严重了：“国家多难，危如累卵，朝廷不斟酌时宜，损益变通，只知道一味遵循惯例！朝廷的赏赐，早就超过过去多少倍了。我们要进献一点东西聊表寸心，也是为朝廷排忧解难的意思，却又说是不合乾兴先例！州县官员为了筹款，到处鞭挞良民，难道也是乾兴先例？为什么又不吭一声了？这样干，就不怕老百姓骂我们贪得无厌？就不怕下级官僚、读书的秀才，与我们离心离德？这赏赐，说什么我都不能要！我还要恳请皇太后准我捐献些许钱财，略尽我的一点心意。”

要不是两府大臣已先禀过太后，他这一番话，太后无论如何是听不懂的。就这，也还是愣过一下以后，才明白过来。太后安慰他道：“司马大人一片赤诚，哀家与皇上都心领了。可朝廷举动，只能以一般人为尺度。普天下有几个人能像您司马大人这样顾全大局，尽替朝廷着想！就这，还怕赏赐不够，招人闲话呢！说到捐献，虽是你们一片心意，可朝廷从来没有这个规矩不说，要是接受了，就显着国家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连大行皇帝的丧葬都得臣子捐献，传出去，不是有伤国体吗？再难，这脸怎么着也得撑下去。您说，是这道理不是？”

曹太后的这一番话，既有她自己的意思，也有两府大臣交代过的道理，要驳，也真还不容易。就说尺度问题吧，将那潜台词的意思挑明了，就是：作为大臣，处事得始终从大局着眼，从常人出发，去寻求可以为大多数人所能接受的稳妥办法，才成；决不能仅仅局限于一己的取舍去就。局限于一己，光洁或者可以光洁了，却难行天下。其人，或者可以成为狷介之士，要想成为治国能臣，就难了。两府大臣的原话，大体就是这么说的。只是曹太后没有挑明：或者是不愿说白了，要不就是根本挑不明白。不管怎么样吧，反正司马光不再坚持了：“太后既这么说，容臣再处置吧！”

怎么处置呢？他将赏赐的珍珠，做了谏院的公使钱；金钱，则给了自己的娘舅。反正自己没留一文钱，总算心安理得了。

太后的干练与明晰，倒叫司马君实隐隐觉着一种危险：女子无才便是德。平民如此，天潢贵胄也同样如此。垂帘的太后才智过人，如果没有一定的约束，是对皇权的最大威胁！他不敢再朝下想，只一门心思想着如何规劝太后了。

首先得让太后知道，垂帘，不过是万不得已的一时权宜，决不会长久，不必、也不应当作久远打算，一旦圣上龙体康复，就得还政下帘。当然，话不能说得这么直白，要委婉一些。只说太后自己也不愿垂帘，只愿皇上早日康复，退享清福，话就顺了。

其次，当然是要告诉她为政之本，防止她执掌权柄时出大娄子。这一方面，无须多说，无非是那些老熟套：安危之本，在于任人；治乱之机，在于赏罚。只要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