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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中枢大臣对你我可都有知遇之恩，怎么能不管不顾，指着鼻子骂他们呢！你就一点不怕得罪他们？”

安石没说话，只大睁双眼望着子固。

子固被他望得莫名其妙：“难道我说的有什么不对？”

安石反问道：“你我做事从来只问是非曲直，什么时候变成先不论是非了？说到先后，难道不该先公后私，先国家后人情？你说说，我的话究竟哪儿不对？”

子固的脸尽管有些发红，但他们两人之间是不计形迹的，仍然辩道：“我没说你话不对，只是担心你过于直白，得罪人！”

安石轻松一笑：“这你不用担心。我说的是为国为民的大实话，他们会理解的，不会怪罪。要是有人真不理解，怪罪我，他大体就是居心不正。要真居心不正，你我迟早总要开罪他的，倒不必争这早晚。”

根本不怕疙瘩，想没想到疙瘩就一点也不重要了。既是这么着，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子固只好摇头干笑了：“介甫，我真服了你了！”

司马光一向是忠于职守的，卖什么吆喝什么。早先做礼官，总要上书谈礼；到知了谏院，是个名副其实的言官，如何能不找些事情说道说道呢？

言谏官虽然什么都能说，但也不能没有选择乱说一气！说什么好呢？这可是个问题。

大宋遗事　第四十四回（3）

细想起来，事情不外大远小近两端。大的远的，汪洋辽阔，却难切合实际，想着朝夕得利是不成的，透着迂；小的近的，得利是快，却又无关大局，琐细烦屑，总不能尽拿这样的鸡毛蒜皮来麻烦圣上，那叫烦琐！两者各有利弊，又完全对立。到底怎么好呢？

可怜君实，日思夜想，食不安，睡不眠，前后整整折腾了半个多月，总算定下心来：与其提些鸡毛蒜皮让圣上心烦，不如说些大而迂阔的事情叫皇上畅想：哪怕想通小小一点，也会比天大一片鸡毛或蒜皮有益得多！又过了几个月，他到底磨成几篇文章献给皇上了：一篇说君王之德；一篇说御臣之道；另一篇更大，名为《五规》，说的是五件事情。

据他看来，帝王都应该有三大道德，就是仁、明、武。仁是兴教化，修政治，养百姓，利万物；明是知道义，识安危，别贤愚，辨是非；武是以道为准，决断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三者兼备，国治民安。缺一则衰，缺二则危，三者俱缺，就要国破家亡了。

御臣之道也是三条：一是任官，二是信赏，三是必罚。任官是要举贤任能，不止于论资排辈；有功加爵而不挪位，使他们久专其职。信赏，必罚，自然是指言必行，行必果，善必赏，恶必诛；还要循名责实，不搞虚招。

《五规》，由五篇文章组成。

一为《保业》，是说祖宗好不容易打来江山，作为子孙，一定要好好守护。君实下的是死工夫，熟悉历史，账也算得特清楚：自有文字记载到大宋，上下一千七百多年，而天下一统，拢共加起来，不过五百多年；就这五百多年还有各种小混乱，闹得人仰马翻，多得数也没法儿数。这账一出来，谁还敢托大，不好好儿护着祖宗留下的基业？

《保业》之后是《惜时》。阴阳更替，盛衰相承，祸乱相生，是天地之常。因此，当着国家隆盛，要好好珍惜。这也和大户人家守产保业一样。只要谨守祖宗的成法，不贪恋逸乐，不堕入谗谄，做好子民、礼法、公卿、百吏、将帅、甲兵六件事，就会世世相传，没有穷期。

第三是《远谋》，也就是人无远谋，必有近忧的意思。灾荒、边警，平常不做准备，一有问题又手忙脚乱，不知所措，全都因为不能远谋。上至公卿，下至皂隶，只要不是忧公忘私的人，谁都只顾眼前，真要远谋，唯有指望皇上自己才成。

接下来是《重微》，提出许多史实，中心只有一个：防微杜渐，将罪恶祸事消灭于萌芽状态。

《务实》是《五规》的总结，要求先实后文。所谓实，专指仁、孝、礼、乐、政、刑、求贤、审官、纳谏、治兵等十件事；每件，他都提出了自己的标准。比如，安国家，利百姓，是仁之实；保其绪，传子孙，是孝之实等等。由这些标准出发，他进而又指责当今天下文具实亡的一些现象，请求扫除浮文，敦本求实。

皇皇巨论，连篇累牍，虽然偶尔也有针对时弊的闪光，大体却都是老生常谈。用他自己的话说，全都是皇上“耳所厌闻，心所素知”的。为什么还要来啰唣呢？他自有他的道理：它们都是治国的根本，没法儿替代，而且知易行难。那么，再怎么多说，也都是应该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