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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往往都心照不宣，各自守护着各自的疆域，既不剥夺，也不僭越，都遵守规则，这游戏才能正常进行哪！

可有一天，中书突然传来一个诏令，说是从今往后，中书舍人只能奉命行事，照章转录，再不准申请改动任何文字。几个中书舍人一接到敕命，当时就炸锅了。因为激愤，说什么的都有，可临到要上书较劲，谁都不伸头了。中书现在是韩琦为首相，也只有他才有胆识魄力，敢破坏习惯，另搞一套。要较劲，就是直接与他对着干。这，不仔细掂量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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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四十四回（2）

安石没有说话，却直接上书皇上。

第一本不行，又上了一本。

话也直截了当，决不转弯抹角：这是执政大臣要为自己为所欲为大开方便之门。否则，决不会这样立法。

对于朝廷的充耳不闻，安石也动了真脾气，一条一条认真清算起来。不外乎三种可能：一是，皇上以为朝廷的敕命正确，不必改；二是，知道不对，但条例为执政大臣所建，不好改；第三，皇上未置可否，执政大臣坚持己见，不肯改。这三条，无论哪一条都不能成立。考察历代与本朝典籍，从来没有治世政治，像这样闭塞近臣言路，害怕他们发言的！知道不对，仅仅因为事出执政大臣就不改，是泯灭义理是非，一味顺从大臣。皇上没有意见，而听任执政大臣为所欲为，是人主失权，政出私门。不是全无道理，大家又何至于一再喋喋不休呢！

顺着这条思路，安石渐渐又推广开去，公开说出他一向挥之不去的隐忧。近几年来，皇上将天下大事全都交给七八个大臣，举国上下也都以为从此可以积弊尽除，臻于大治，事实却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这一帮大臣，有强有弱。弱者，只知道持禄保位，讨好谏官、御史，做梦也不敢得罪他们，为陛下守法办事；强者则又太强，完全颠倒过来。他们挟圣旨造法令，不管义理是非，为所欲为，天下就没他们不敢干的事情，而谏官、御史看到他们，则像老鼠见猫，连大气也不敢透，哪里还敢说三道四！对这两种人，皇上都是不管不问，放手让他们各行其道。照这样下去，时间一长，不出乱子反倒怪了。从来致乱，并不都因为君臣大奸大恶。只要没有至诚恻怛的求治之心，不能审择利害，早辨是非，不改小过，不为小善，喜谀拒谏，最后都会积小错而成大恶，失尽民心，酿成大乱。酿乱于不知不觉之中，这才是最可怕的。

话说到这里，已经没有退路。安石最后提出两种选择：要么收回成命，仍旧维持游戏规则，保留中书舍人的那么一点可怜的权力；否则，自己谤讪朝政，罪责难逃，应当严加贬斥。究竟如何，专等朝廷定夺。

安石既然一扫帚扫倒了所有的中枢大臣，连曾公亮、欧阳修他们也在劫难逃，中枢震动，是不是保留中书舍人的些许权力，已经不重要了。

两个首席大臣富弼、韩琦，首当其冲。而且，只要稍微了解一点朝政的人，谁都看得清清楚楚：安石所谓弱者，指的正是富弼；而那强者，即是韩琦。

当年庞籍，不就曾指责富弼除了做好好先生以市私恩，别的什么都不做吗？有个汪辅之参加制科考试，被御史攻了一下，什么也没捞着，更直截了当，写信骂他身为宰相，只知道奉行台谏的风旨，天下还能有什么指望！可既是弱者，不愿多事，即使胸里不痛快，大半也就忍了，不过苦苦一笑而已。富弼心里多了一种认识，第一次知道王安石还有这么金刚怒目的一面，认起真来，丝毫不留情面，自然也是一种收获。

韩琦就不一样了。他一向是个敢作敢当的人，没做之前，早就准备有人骂他了。只是，这话由自己一向颇为看好的王介甫说出来，他多少有些吃惊，不由得又想起第一次看见介甫的直觉印象，更觉着一种逼人的压抑。但很快就摇头一笑，从压抑中摆脱出来了：“说得容易！软又嫌弱，硬又嫌强？到你上了台，再做着看吧！”

曾公亮也是看好安石的人之一，他是个温厚长者。骂到自己头上虽然叫他难堪，却心悦诚服。“不能不承认人家介甫骂得对！光靠我们，要想大治，移风易俗，真是不行哪！”他对欧阳修说。

欧阳修比他更激烈：“不错。不是介甫，再没有第二个人能这样骂到点子上，能有这样的气魄胆识一脚踏倒所有的中枢大臣！要真正刷新政治，怕也只有介甫了！”

曾巩前两年不是已经中了进士吗？做过一任外官之后，已回到京城在史馆任职，与安石朝夕相处。他更多的则是担心，埋怨介甫说：“你这事做得太孟浪！是非且不论，目下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