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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这一个形象与名教授联系在一起。“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这个看起来一点都不气宇轩昂的“憔悴得可怕的人物”，却又确乎是一位有真才实学的教授，其学生回忆说：“其知识之渊博，治学之严谨，令人叹为观止。”刘文典精通英、德、日、意等语言，学贯中西，尤精国学。1916年他27岁时，即被聘为北大教授。当时北大文科教授中胡适、刘半农、刘文典（辛卯）、陈独秀、朱希祖（己卯）都是卯年出生，他们皆为北大的灵魂人物，因此北大文科教员的办公室被戏称为“卯字号”，刘文典即为北大“卯字号”教授之一（后转聘清华大学）。

在北大，刘文典是与辜鸿铭齐名的怪人。刘文典具有很浓厚的名士气，他放浪形迹不合流俗，狂傲不羁言谈惊世。有学生曾回忆他的穿着说：“他的长衫特别长，扫地而行。像辛亥革命以前中国妇女所穿的裙子一样，不准看到脚，走路不能踩到裙边，只得轻轻慢移莲步。他偶尔也穿皮鞋，既破且脏，从不擦油。”而更为有趣的是，由于刘文典字“叔雅”，他因此曾经自称“狸豆鸟”，之所以如此称呼，他解释说，这是因为在古汉语中“刘”通“狸”；而“叔”则通“菽”，豆子的意思；“鸟”则为“鸦”，乃“雅”之异体。也就是说，他的这一自称其实是在卖弄自己的古汉语知识，但是将自己的名字弄成这样怪异而难听，却也足以让人惊诧。也正因为刘文典言行举止怪诞，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称刘文典“俨如《世说新语》中的魏晋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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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以义死，不以幸生”（1）

尽管刘文典放浪形迹，狂放不羁，被时人目之为一“怪”，但是在一些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刘文典却有着自己的原则和底线。他不畏强暴，不媚时俗，能坚持中国知识分子历来注重气节操守的传统。在这些问题上，刘文典一点也不“怪”，比之那些道貌岸然，俨然如硕儒，但却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犯糊涂，丧失最起码的道德底线的人物，却高明得多，也可敬得多。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平沦陷，刘文典因故未能及时南下，被迫与周作人等人滞留北平。获悉刘文典在中国的影响力后（刘文典曾任孙中山秘书），日本方面就想拉刘文典“下水”，他们通过周作人等多次劝诱，请他出山教学，并在伪政府中任职。面对日本人的威逼利诱，软硬兼施，刘文典均断然拒绝。刘文典的态度激怒了日本人，他们先后两次搜查刘文典在北平北池子骑河楼蒙福禄馆三号的寓所。在不可一世的侵略者面前，刘文典横眉冷对，毫无惧色。他本来精通日语（早年留学日本），但在日寇面前，刘文典却不讲一句日语。事毕，家人问他不说日语的原因，刘文典正色愤然表示，在此种情况下，他以“发夷声为耻”。困居北平期间，刘文典对于那些毫无操守，投降献媚于日本人之流特别反感，即使是至亲好友，他也不惜与之反目。刘文典的四弟刘管廷本来一直与他居住在同一寓所内，多年来兄弟之间感情融洽。但刘管廷后来在冀东某日伪政府谋到一个差事，得知此事，刘文典十分气愤，他先是以有病为由“不与管廷同餐”，后来又说“新贵往来杂沓不利于著书”，将其四弟赶出家门，并从此不再往来。滞留北平期间，刘文典常以唐代诗人被迫在安禄山处做官失节的事告诫自己说：“国家民族是大节，马虎不得，读书人要爱惜自己的羽毛。”后在友人的帮助下，刘文典只身辗转来到西南联大。见到比他晚到昆明的吴晓铃教授，刘文典便向其打听与他同样困居北平的周作人景况。吴晓铃说周作人以“家中还有老小”为托词未出来，刘文典气愤地说：“他读过不少的书，怎么那样不爱惜羽毛呀！”

为何刘文典会对周作人的表现作此评价？1939年，刘文典在《庄子补正》自序中表明自己对民族气节的理解和立场：“虽然庄子者，吾先民教忠教孝之书也。高濮上之节，却国相之聘，孰肯污伪命者乎？至仁无亲，兼忘天下，孰肯事齐事楚，以黍所生者乎？士能视生死如昼夜，以利禄为尘垢者，必能以名节显，是固将振叔世之民，救天下之敝，非徒以违世、陆沉名高者也。苟世之君子，善读其书，修内圣外王之业，明六通四辟之道，使人纪民彝复存于天壤，是则余董理此书之微意也。”从序言中我们可以看出，刘文典对民族气节的理解和立场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气节观是一脉相承的。既如此，那么我们对于刘文典在北平沦陷时的表现也就不难理解了，也就更不难理解他对周作人的评论。

面对异族入侵，刘文典的态度是一以贯之的。1931年粤系军阀陈济棠（反蒋派）知道刘文典反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