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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分配最轻的任务，负责携带一捆雨伞及手杖，并背着一个小背袋，里面装着几件常穿的衣物和本人及家长的姓名等，以防我丢失后，好心人能帮我找到父母。再三叮嘱我必须不发出声响紧紧跟上大人的步伐，不要走丢。我那时年纪虽小，但也懂得心情紧张了。直到全家一个不漏地全都上了船，看着船已驶出港口，大家松了一口气，我才感到困倦，立刻睡着了。醒来已快到广州湾（湛江）了。”对于逃离香港，陈寅恪曾简单叙述说：“寅恪侨寓香港，值太平洋之战，扶疾入国，归正首丘。”此间话虽平淡，然却有真意在。

1942年7月，一路颠沛，陈寅恪一家到达桂林。此时陈寅恪已收到武汉大学邀聘，希望他能前往四川乐山任教。而此时陈寅恪一家精力财力俱已殚竭，夫人唐筼又久患心脏病，实难再受舟车劳顿，又因广西大学极力挽留，陈寅恪便以清华教授名义任教于广西大学。此时国内因通货膨胀，物价飞涨，陈寅恪一家生活十分艰辛。三女美延曾回忆说：“良丰山上住的房子很简陋，抗战时期钢铁奇缺，人住的房子可能还有几个铁马钉用于梁和柱间的加固，茅草顶的厨房可就一颗铁钉也找不到了。有一次风雨袭来，我们站在住人的房子里，眼睁睁地看着大风把厨房的墙吹倒，大家庆幸当时没人呆在厨房里。父亲除了有课的日子要走下山到广西大学上课外，其馀时间就在这种简陋的房子里伏案看书、写文。这个‘案’其实就是一个大箱子。坐的自然就是一张小木凳了。小凳放在箱子前，坐在上面连放腿的地方都没有，双腿只有弯曲着顶在箱边。这样一写就是整个半天不抬头，住房的屋顶既漏雨又不隔热，夏天日间他的白短褂被汗水浸透贴在背上，好像全不知觉。晚上在仅有一根灯草的小油灯下继续挥笔疾书。”

1943年夏，战火逼近湖南，迫于形势，陈寅恪一家只得再次登上逃难路程，前往成都。旅途劳顿，及至重庆，陈寅恪夫妇双双病倒。此时，陈寅恪原清华研究院的学生蒋天枢和蓝文徽在重庆复旦大学任教，听说老师到了重庆，蒋和蓝一同前往看望，携带着在街上仅购得的三罐奶粉。当时陈寅恪夫妇虽已稍愈，但仍然只能“在床上倚靠被子坐起”。见了学生所购礼物，陈寅恪凄然地说：“我就是缺乏这个，才会病成这样。”抗战时期学者生活之苦，由此可见一斑。1943年底，陈寅恪到达成都，任教于燕京大学，直至抗战胜利。对于这段时期的生活，流求在笔记中叙述说：“父亲在燕京任课，我家与李方桂教授家同住在学校租赁的民房。这期间成都灯光昏暗，物价飞涨，间或要躲警报，当生活那样困难的时候，父亲用他唯一的左眼，紧张地从事学术研究和备课。”1945年春正月间，由于授课、写作劳累，加之生活艰苦，营养不足，陈寅恪左眼视网膜剥离更加严重，1948年春，陈寅恪在家中待客致使失明。正如陈寅恪自述：“转徙西南，致伤两目。”陈寅恪次女小彭叙述说：“……不料1945年春天的一个早上，父亲突然发现两眼一片漆黑，失明了。先叫我通知他当天不能上课，随后住进存仁医院。手术前后，燕京老师同学们非常关心，很多同学轮流照顾，但身体、生活条件太差，手术后仍不能恢复视力。”陈寅恪只有叹息：“天其废我是耶非？”抗战胜利后，陈寅恪曾远赴英国治疗眼疾，希望至少能恢复部分视力，但也未能如愿。当然，此为后话。

1945年8月10日，重庆国民政府中央电台广播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成都街头但见人声鼎沸，泪水纵横。最后胜利，来的是如此的突然，如此的喜不自胜。陈寅恪闻知胜利消息，悲喜交集，当即赋诗一首：“降书夕到醒方知，何幸今生见此时。闻讯杜陵欢至泣，还家贺监病弥衰。国仇已雪南迁耻，家祭难忘北定时。念往忧来无限感，喜心题句又成悲。”念往而忧来，由喜而又转悲，诗句中的情感极其复杂，同时也可见出陈寅恪作为史家的睿智。

刘文典印象

……铃声响后，走进来的却是一位憔悴得可怕的人物。看啊！四角式的平头罩上寸把长的黑发，消瘦的脸孔安着一对没有精神的眼睛，两颧高耸，双颊深入；长头高兮如望平空之孤鹤；肌肤黄瘦兮似辟谷之老衲；中等的身材羸瘠得虽尚不至于骨子在身里边打架，但背上两块高耸着的肩骨却大有接触的可能。状貌如此，声音呢？天啊！不听时尤可，一听时真叫我连打了几个冷噤。既尖锐兮又无力，初如饥鼠兮终类寒猿……

——《教授印象记》

上面所引文字是30年代清华学生对教授刘文典的印象。如果我们单只从这个第一印象出发，想必无论如何也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