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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我控制产生同样的戏剧性正面效果，那就很难相信对此选项会有这么多激烈反对。经验告诉我，在此背景中讨论这话题，会让某些读者头脑眩晕。“他竟然提倡阉割！”

不，我将这项政策作为一个严肃的替代选择而提出，但并未对它是不是最佳做法表达任何观点。毕竟，很可能即将出现某种更好且更温和的疗法。此外，为论证起见，暂且假设恋童癖的重犯率是50％（出入不会太大），再假设许多恋童癖自愿接受去势，作为他们为换取自由而甘愿付出的代价。

他们中大约一半将被“非必要的”去势：他们无论如何都不会再犯。问题是我们无法提前（在现在）识别出他们。但可以相信，随着知识增长这一点会得到改进。在此期间我们该做什么？既有强有力的理由避免去势，也有强有力的理由提倡它。我用去势作为一个例子，并提请读者去反思一下，通过关闭他们的头脑而调高他们“内心”的音量，他们感受到的回应这样一个“难以启齿的”提议的冲动有多强烈。

这是问题的一部分。一些人如此确信他们正在被诱入一条通往万劫不复深渊的抹油滑道，他们就是无法让自己去思考这种话题。哲学家被认为超越于这些压力之外，隔绝在象牙塔中，冷静思考着所有可以想象的选项，但这是个神话。事实上，哲学家热衷于扮演早期报警侦察兵的角色，在隐约想象中的灾难有机会进入焦点之前就加以拦截。

去势是个有用的例子，因为它揭示了人们从两个方面考虑同一个主张时所表现出的不一致。有些人热切地为自己寻找处方药以帮助自己遵守规定食谱或控制血压，他们自己无法通过适当练习而掌握，同时他们却拒绝用所有此类高技术拐杖去促进或补充那些面临其他诱惑的人的意志力。假如认识到自身弱点并采取无论何种当前可用的措施去提高他们自己的自我控制能力，对于他们是理性的，也是负责任的，他们又怎么能贬低其他人的同样方针呢？

对于一些由强迫性过度饮食导致的慢性肥胖案例，一种新型胃旁路手术（gastricbypasssurgery）看来是个重大突破，这是种极端措施，但在今天许多地方的舆论氛围中，严重超重者若拒不接受这种手术，会被认为是不负责任的（葛文德（Gawand），2001）。随着我们更多了解手术对强迫性过度饮食者和对周边社会及其态度的长期影响，这种看法很可能会改变。

第32节，

此类态度在为自由选择设定背景条件上起了强有力的作用。比如，诸如食欲过盛（bulimia）和神经性厌食症（anorexianervosa）之类的饮食机能失调，在穆斯林国家的妇女中要少见得多，妇女的外貌身材吸引力在这些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比在西方化国家更次要（阿贝德（Abed），1998）。如吉巴德所指出，即便社会规范的较小修正，也可对个人如何考虑其所做选择产生深刻影响，而且这是人类选择区别于动物选择的一个关键特性。

假设你背上有块大紫瘢。这是个生物学特性，但也许不是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学特性。现在改成假设你鼻子上有块大紫瘢。这是巨大得多的不幸，因为尽管两种色瘢在生理上可能都是无害的，但你鼻子上的瘢痕无疑会深深妨碍你的自我形象，因为它影响了别人如何看你和如何对待你，以及你如何对这种对待做出反应，还有他们如何对这些反应做出反应，等等等等。。xjqi。

一个紫鼻子是巨大的心理障碍。然而，它成为这样一个障碍，本身是件许多人容易认识到的事情，而这可能导致人们赞成那些倾向于将其影响最小化或至少加以引导的社会政策、习惯和态度。起初只是一个器官的生物学表面特征，转变成了一个心理学特性，进而又变成了一个更大范围的政治特性。这种事情在动物世界不会以任何明显的程度发生。

田野生态学家惯常捕捉并标记他们所研究的动物，以便在不同时间再认个体。数千只鸟戴着彩色脚环过日子，或许同样多的哺乳动物耳朵上带着显眼的金属号码标牌忙活生计，谁都知道，这些标记并未严重干扰他们的生活，既未减少也没增加它们的机会。但一个人要是不得不在耳朵上钉着一个金属标签而公开露面，他就不得不对生活希望和计划做出重大调整，由此便会在是否展示这一特性的决定——无论是否自愿承受——上存在一个政治维度。

将人类主体性与动物主体性区分开来的这一对社会与政治反响的敏感性，也为人类责任能力提供了比量子不确定性更可靠的基础。我们当前有关责任能力的实践与设想从中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