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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我们完全有可能在不对我们的哲学背景假定做任何修正的前提下，对我们关于谁应被囚禁谁应被治疗的政策做出重大修正。毕竟，当我们发现某一被囚禁的个人被错判时，也并不改变我们关于有罪和无辜的观念。我们将这不幸的人从被认定为有罪者的集合中移除，但不改变集合成员的判定标准。

完全是因为我们坚持我们对罪行概念的标准理解，才让我们认识到这个人终究是无罪的。类似的，基于新证据的力量，一个类别的个体可能从被视为可责者的集合中被移除，而同时不对我们关于道德责任能力的观念做任何改变——特别是不发生任何“腐蚀”。我们只是会发现，我们社会中可负道德责任的人比我们迄今所认为的要少。

那句焦虑的咒语又来了：“可这一切到哪里是个头？”我们是在朝一个百分百“用医学方法处理”的社会前进，在这种社会里没有人是可负责任的，每个人都是其某个不幸背景特性（先天的或后天的）的受害者？不，我们不是，因为存在着对抗这一趋势的力量——不是神秘的形而上学力量，而是容易解释的社会与政治力量——它们和阻止法定驾驶年龄上升到（比如）三十岁的力量实际上是同一种。

人们想要保有责任能力。成为自由社会中一位声誉良好公民所能带来的利益，得到了如此广泛而深刻的领会，因而总是存在一个把自己包含进去的强烈预设。受谴责是我们为获得信任而付出的代价，在多数情况下我们乐意支付它。我们付出高昂的代价，在某桩违法行为中被抓住后接受惩罚和公开羞辱，以此换取一个重新回到游戏中继续玩下去的机会。

所以，守住界线避免潜行开脱的最佳策略很清楚：保护和加强一个人若是声誉良好公民就会参与的那些游戏的价值。是这些利益的腐蚀，而不是人类和生物科学的前进步伐，威胁着社会均衡。（回想一下伴随着苏联的衰败和最终崩溃的那条讽刺标语：他们假装付我们钱，而我们假装工作。）

第31节，

因为总是存在强大诱惑让你把自己变得足够小，以便将你行为的原因外部化并拒绝承担责任，抵消这些诱惑的方法是，给人们一个他们无法拒绝的提议：如果你想要自由，你必须承担责任。可是那些就是无法自力更生的可怜虫又怎么说，他们抵御诱惑的能力弱小，几乎肯定要过一种犯罪并受惩罚的生活？这样一个仅仅伪装成自由选择的强迫性提议，对他们是不是不公平？

他们无法真正履行承诺，于是就被惩罚。他们或许是有用的替罪羊，因为我们用他们树立的例子让惩罚预期保持生动，而这些预期真正威慑了那些自我控制能力稍好的人，可这不是明显不正当的吗？毕竟，“他们不可能不这么做。”在一种意义上，这句老掉牙的话适合这一情况，但如我们即将看到的，它不是非兼容主义者所担忧的那种意义。

跨越门槛过程的动力学，或许在偶尔会出现在公众面前的极端案例中可以看得最清楚。比如，我们应该对已定罪的恋童癖（pedophiles）做什么？再犯率是惊人的——很明显，你真的无法教会这些老狗新花招——假如给他们自由，他们可能造成的伤害将是更骇人的（昆西（Quinsey）等人，1998）。

然而，存在一种其有效性已为研究所展现的治疗方法，它能赋予恋童癖自我控制能力，从而让他们变得足够安全而能够回到社会（在一些额外监控之下）：去势（castration）。一个可怕症状的可怕矫正。这会是合理的吗？这不是“残忍而不寻常的惩罚”吗？重要的是，许多被定罪的恋童癖自愿接受去势，作为对无限期监禁的远更合意的替代。（把一个性犯罪者释放进一个社区，引起其居民完全合理的害怕和愤怒，并决心组织警戒队以迫使这个危险人物离开本镇，这种时候，你倒较少听到对残忍而不寻常惩罚的抱怨。）

问题远未解决，而且被许多因素复杂化了。去势是通过停止睾酮（testosterone）流入身体而获得其主要效果的，而这可以用化学的或手术的方法做到。化学去势需要反复注射而且一般是可逆的，但药物有一些不良副作用；手术去势是不容易逆转的，但它对行为的主要效果可以通过自我施用睾酮而被绕过——如果他真的想要的话。可是为何他会想要这么做呢？（例如，见普伦特基（Prentky，1997），罗斯勒和魏茨滕（RoslerandWitztum，1998）。）

去势的象征效果，是让这话题如此充满火药味的明显因素。假如手术切除（比如）阑尾也能对接受手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