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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革的重点在名校、大校。国家对没名的学校投放的资源很少，但大量的学生是由没名的学校提供的。由于没有得到足够资源，教育师资更新不够，没名的学校学生问题也大。

名校学生的问题有几个方面。像北大、清华的学生产生的认识和行为偏差有以下几个。

第一，把名校的名当成自己的名。中学考到那么好的学校，学生对考试那么有把握，这些现象本身就说明这个学生有问题。在哈佛，对于考满分的学生，我们说他是“animal”（牲口）。名校还容易因为在历史上有名而被当成现在有名。很多学校在历史上很好，100年前很有名，但现在不好。这就导致了期望转移，因为我们是那么好的学生，我们应该怎样怎样……

第二，名校学生注意力分散。国际名人爱到名校讲座，名流爱到名校当兼职教授。名校学生想要踏踏实实、想要做基本功很难。因为干扰的因素太多，人就变得不扎实。我在西南政法大学读研究生时，发表的论文是25篇，才排第二名。当时，同级学生平均公开发表论文七篇。而北京的知名大学法律院校研究生平均发表论文超过一篇的都很少。名校学生没时间做基本功，但工作之后，干活是需要靠基本功的。

第三，名校精英学生多，个体化现象严重。名校里有许多各个地方的状元，他们都是不错的个体人才。这种精英化的特点导致名校学生在与人协调和听人招呼方面很难顺从。

出于以上这三个原因，名校学生在单位中，从心态、协调模式上讲，都不好用。假设老板是平民出身，名校生会觉得他是土包子。最好用的是中等生，因为他处在有名的尾巴、没名的头部的位置。他的基本素质不是最差的，但是由于他没那么有名，注意力就会相对集中一些。自己又不是北大的，就得踏踏实实的。中等学校的中等人才，能够建设高质量的团队。老板要找业有所长的专业人才，有才华、有进取心，又不自卑的。既不选拨尖的，又不选垫底的。在中学时，如果考试总是考得太好，后来很可能能力会被废掉。太差的学生，容易越轨。企业需要拥有“中才观”，从用人的角度、组织的角度来说，中才最容易建设团队。

名校本身是有价值的。假设名校生把注意力焦点从“名”转移到“事”，老板就会觉得有附加值。假设你搞定事情的心情比老板还迫切，老板就会说：“你看，这钱该花，毕竟人家是名校的”。

在我去哈佛读书之前，留学生来我这里工作会有心理障碍。有一个留学生来面试，他问我：“你是哪里毕业的啊？”我说：“我本科是南京大学读的，后来在北大读的博士。”他说：“北大不算什么。我是从英国回来的。”我说：“你的那个英国学校我也不知道啊！”对方不屑地说：“你没出去过，当然不知道了”。

我从哈佛读MPA（公共管理硕士）回来以后，就不一样了。出国了，上过名校了，而且是哈佛，你就是“someone”了。虽然我只读了一年的MPA，但是别人再来给你打工，心态就正常了。很多老板跑到名校读MBA，还真管用。至少人家可以说：“我也是清华毕业的。清华生给他打工，心态就会平衡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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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名校生有卑微心态，就会出类拔萃，这就是领导人心态（2）

孙虹钢：

为什么很多名校的总经理班或EMBA那么火？学知识可能是假的，提高对员工的心理优势倒是真的。

袁岳：

多接受一下名校的熏陶还是很有用的。

孙虹钢：

顶尖的名校确实出人才。要成为精英中的精英，选择名校还是有用的。名校还有一个作用，那就是供人评论，确切说是批评。名人都爱去北大、清华演讲。比如，沃尔玛总裁去清华演讲，设立奖学金。大家都评论猜测，觉得他肯定是在搞政府公关。Oracle（甲骨文软件公司）总裁去耶鲁大学演讲。他说：“比尔？盖茨退学了，戴尔大学没念完也退学了，但是他们都创立了自己的辉煌事业。所以，你们要做的事情就是退学创业，这才能发挥学校的作用。”结果，还没讲完他就被赶下台了。

袁岳：

名校还有很多资源。因为有名，所以人们的目光会集中在她身上。她易被关注，易被批判。名牌被批判时，目标明确。最重要的是名校生的心态问题，名校生的心态也受名校教授心态的影响。北大教授季羡林老先生，大概是最后一位国学大师。季老经常说：“我的水平，也就是给北大本科生上好课，这样我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