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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集子的前半部大都是“歌德”的文章，而且文章里充满了豪言壮语。单单举出几个标题吧：《大欢乐的日子》、《我们要在地上建立天堂》、《最大的幸福》、《无上的光荣》我并不是在吹牛，我当时的感情是真挚的，我确实生活在那样的气氛中。二十年过去了。前几天出版社一位编辑看校样时来信问我是不是还要保留某文中引用的一首民歌的最后一句：“叫某国落后。”我当时是把它当做“豪迈的壮语”来引用的。但在二十年后我们仍然落在某国的后面，为了避免“吹牛”的嫌疑，我只好将它删去了。我校阅自己三十年来的散文选集，感想实在不少。我当初的确认为“歌德”可以鼓舞人们前进，多讲成绩可以振奋人心，却没有想到好听的话越讲越多，一旦过了头，就不可收拾；一旦成了习惯，就上了瘾，不说空话，反而日子难过。譬如二十年前我引用过的豪言壮语：“叫钢铁听话，叫某国落后”，当时的确使我的心十分激动。但是它是不是有助于“叫某国落后”呢？实践的结果证明说空话没有用，某国并未落后。倘使真的要“叫某国落后”，还得另想办法。无论如何，把梦想代替现实，拿未来当做现在，好话说尽，好梦做全，睁开眼睛，还不是一场大梦！

其实“叫某国落后”，有什么不好呢？只要你有本事，有干劲，有办法，有行动，说得到，做得到，那就“叫”吧，这当然好。“歌德”也是这样。只要开的是准能兑现的支票，那就开吧，当然越多越好，越“歌”越好。倘使支票到期兑不了现，那就叫做空头支票，这种支票还是少开的好，开多了会吃官司，名誉扫地，我二十多年前写文章喜欢引用“豪言壮语”，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但今天再引用同样的“豪言壮语”，别人就会说我在“吹牛”了。

五十年代初期我还住在淮海坊的时候，我们家的保姆遇见进弄堂来磨刀的小贩，就把菜刀拿出来请他磨，她仍在厨房里等着，也不出去守住他，她说：“解放了，还会骗走菜刀？”但是磨刀的不见了，菜刀也没有了。半个月前有个亲戚在乡下买了一只母鸡晚上送到我家来，我妹妹打算隔一天杀掉它。保姆把它放在院子里用竹笼罩住。第二天傍晚我同我女儿和小外孙女在院子里散步，还看见树下竹笼里有一只鸡，我们都没有想到把鸡关到厨房里去。大概我们因为经常讨论“歌德”的问题，脑子里还有点“歌德”派的影响吧，我夜里做了一个没有“大汉轻轻叩门”的好梦，真正到了“当今世界上如此美好的”　“桃花源”。太好了！醒来时心情万分舒畅，走下楼，忽然听说鸡给人拿走了，我当然不相信，因为我还沉醉在“桃花源”的美梦中，可是鸡却不会回来了。给偷走了鸡，损失并不大，遗憾的是这以后我再也不好意思做美梦了。

梦的确是好梦，但梦醒之后，我反而感到了空虚。现在我才明白：还是少说空话、埋头实干的好。

一九七九年九月十二日

小骗子

几个月前在上海出现了一个。他的真面目还不曾被人认出的时候，的确有一些人围着他转，因为据说他是一位高级军事干部的儿子。等到他给抓了起来，人们又互相抱怨，大惊小怪，看笑话，传小道，越传越广，终于到了本市两家日报都刊登长篇报道的地步。香港的刊物也发表了记事之类的东西。（当然报道、记事不一定完全符合事实。）有人出丑，有人庆幸，有人愤慨。总之，人们私下议论纷纷。后来剧团也编演了有关小骗子的话剧，但也只是在内部演出，因为对于这个剧还有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它可以公演，也有人坚决反对。有人说剧作者同情小骗子，有人说剧本丑化了干部。

我没有看过这个戏，当然没有发言权。我没有见过小骗子，不过在他还被人当做“高干子弟”的时候，我就听见人谈论他的事情，一直到他被揭露，一直到今天。听说他给抓起来了以后，还说：“我惟一的罪名就是我不是某某人的儿子。”又听说他还说：“倘使我真是某某人的儿子又怎样呢？”还听说，有人同情小骗子，甚至表示将来开庭审判时愿意充当小骗子的辩护人。不用说，这些都是小道消息，不可靠。但同情小骗子的人确实是有的。不过我却不曾听说有什么人同情受骗者，我只听见人批评他们“自作自受”。至于我呢，我倒更同情受害的人。这不是喜剧，这是悲剧，应当受谴责的是我们的社会风气。“大家都是这样做，我有什么办法呢？只是我运气不好，碰上了假货。”

我想起了一百四十三年前一位俄罗斯作家果戈理写的一本戏《钦差大臣》。提起十九世纪的俄国作家，有人今天还感到头痛。可是不幸得很，这位俄国作家的鞭子偏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