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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少地得到他的帮助。那些年我一直注视着他在生活上、在创作上走过的道路，我看见那些深的脚印，他真是跨着大步在前进啊。从个人爱情上的悲欢开始，他在人民的欢乐和祖国的解放中找到自己的幸福，《青的花》的作者终于找到了共产党，他的精神越来越饱满，情绪越来越热烈，到处都听见他那响亮的、充满生命和信心的声音：“你跑吧，你跑得再快再远，我也要跟着你转，我们谁也不能落在谁的后边。”

二十年过去了。他的声音还是那样响亮，那样充满生命和信心。我闭上眼，他那愉快的笑脸就在我的面前。“怎么样？”好像他又在发问。“写吧，”我不假思索地回答。这就是说，他的声音、他的笑容、他的语言今天还在给我以鼓励。

靳以逝世的时候刚刚年过五十，有人说：“他死得太早了。”我想，要是他再活三十年那有多好。我们常常感到惋惜。后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和其他几位老作家在“牛棚”里也常常谈起他，我们却是这样说：“靳以幸亏早死，否则他一定受不了。”我每次挨斗受辱之后回到“牛棚”里，必然想到靳以。“他即使在五九年不病死，现在也会给折磨死的。”我有时这样想。然而他还是“在劫难逃”，他的坟给挖掉了。幸而骨灰给保存了下来，存放在龙华革命公墓里。可是我哥哥李林的墓给铲平以后，什么都没有了。①

一九五九年靳以逝世后，中国作家协会派人到上海慰问他的家属，问起有什么要求，家属希望早日看到死者的选集或者文集。协会同意了，出版社也答应了，不过把编辑的事务委托给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办理。最初听说要编四册，后来决定编成上下两集。《靳以文集》上集已经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出版，印数少，没有人注意，而且“大写十三年”的风越刮越猛，即使还没有点名批判，出这样的书已经构成了右倾的罪名，再没有人敢于提起下集的事。于是石沉大海，过了十几年还不见下集的影子。死者的家属问原来的编辑人，说是早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就交出了原稿。出版社呢，还没有人到出版社去交涉，但回答是料想得到的：“现在纸张缺乏”，或者“不在计划以内”。不过我想，倘使靳以忽然走运，只要风往这边一吹，下集马上就会出来。否则谁知道靳以是什么人？已经十几年没有印过他的一本书了。要是靳以死而有知，他会有什么感想呢？

八月十一日

《随想录》后记

《随想录》第一集收《随想》三十篇，作为一九七九年的一本集子。以后每年编印一册，到一九八四年为止。

《随想录》是我翻译亚·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时的副产品。我说过赫尔岑的“这些议论就在当时看也不见得都正确”。而我的“随想”呢，我可以说：它们都不高明。不过它们都是我现在的真实思想和真挚感情。

古语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过去不懂这句话，今天倒颇欣赏它。我觉得我开始在接近死亡，我愿意向读者们讲真话。《随想录》其实是我自愿写的真实的“思想汇报”。至于“四害”横行时期被迫写下的那些自己咒骂自己的“思想汇报”，让它们见鬼去吧。

过去我吃够了“人云亦云”的苦头，这要怪我自己不肯多动脑筋思考。虽然收在这里的只是些“随想”，它们却都是自己“想过”之后写出来的，我愿意为它们负责。

巴金

一九七九年八月十一日在上海

探索集

“豪言壮语”

《随想录》到第三十篇为止，我已编成第一集，并且给每篇加上小标题，将在一九七九年内刊行，今后每年编印一集，一直到一九八四年。第三十一以下各篇（三十或者四十篇左右）将收在第二集内。

我为第一集写了一篇很短的《后记》，里面有这样一句：“古语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过去不懂这句话，今天倒颇欣赏它。”这是我的真实思想。我的意思无非：我可以利用的时间不多了，不能随意浪费它们。要讲话就得讲老实话，讲自己的话，哪怕是讲讲自己的毛病也好。有毛病就讲出来，让大家看看，议议，自己改不了就请大家来帮忙。当然别人随便给扣上的帽子，我自己也要摘下。过去没有弄清楚的事，我也想把它讲明白。

最近我们讨论过“歌德”与“缺德”的问题。我对“歌德派”说了几句不大恭敬的话。我是经过思考之后讲话的，因为我过去也是一个“歌德派”。我最近看了我的《爝火集》的清样，这是我三十年来的散文选集，我让我女儿和女婿替我编选，他们挑选的文章并不多。可是我看校样时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