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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马加鞭，毫不松懈。几个星期以后我们就搬了进来，弗兰克曾得意地跟我说，除了报社、负责三家国际杂志的广告公司、古迹杂志、两家设计集团（包括一家丹麦公司，里面有位身材惹火的美女。听了之后我对预算超支一事闭口不提，反正钱都花了）外，还谈定了一个新客户。原来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公司，比想象中简单。

“嗨！”进去的时候我和大伙儿打招呼。大家都在。我先走去小厨房的咖啡机边，那是大家都看不到的地方。开放式办公室就有这个缺点，你做什么事情大家都看得一清二楚。咖啡机是弗兰克采购回来的，所以咖啡属于合理开销。平常按了按钮之后大约半分钟，咖啡才会装满杯子。今天，却觉得时间飞快，一下子就好了，所以我并不急着走出去，想让心情平静下。我鼓起所有的勇气走过穆德的办公室，躲避了她的注视。

我坐下时，弗兰克用疑问的眼神看着我。

“嗯——她在医院。”我尽量说得含糊。穆德也进来了，我感觉到其他人的注视。

“好的。看看会怎么样吧，不是吗？”我说，一边打开电脑。我几乎都忍不住眼泪了。穆德把手放在我肩上，我也把手放在她肩上，目光望向窗外。如果我是个孩子该多好啊。这样我就可以说服自己，只要你不去谈论，所有苦难就都结束了。

一个男人遇见一个女人

他们相爱了

原本应该很容易

原本应该很简单

但是四周开始骚动

接下来的旅途也开始变得崎岖不平

Bruce　Springsteen；from　Tunnel　of　Love（Tunnel　of　Love；1992）

8

下午五点我接到卡门的电话，那时我正开车准备去托儿所。甚至都不用问她怎么样，就已经从她的声音里听出来了。

“医生刚离开——情况糟极了，丹。”

“我已经在路上了，我去接卢娜，然后我就去你那。”

我不敢再问别的。

我抱着卢娜走在肿瘤科的走廊上，心里直打鼓。我走进早上离开卡门的那间房，她换了衣服，坐在床上，手里攥着一张揉皱的纸巾，盯着窗外。她的眼睛又红又肿，她身边还有两张同样揉皱了的纸巾。她看见我们进来，用手捂住嘴。我一句话没有说，跑过去抱住她。她把头贴在我肩上，再也控制不住大哭起来。我还是没有勇气再问别的，我什么也问不出来，什么也说不出来。从我们进这间病房，卢娜就没有出过声。

卡门吻了卢娜，并且勉强做了个笑容。

“嗨，宝贝。”她说着，一边摸着卢娜的头。

我清了清嗓子。“告诉我。”我说。毕竟是要面对的。

“癌症，很严重的一种。他们说，扩散性的。不是肿块，是一种炎症，已经扩散到整个乳房了。”

轰！

“他们确定了吗？”我挤出这句话。

她抽泣着点点头，用已经湿得不能再湿的卫生纸擤了擤鼻子。

“乳腺炎类——”我点点头，好像听懂了——“沃尔特斯医生说，如果你愿意，可以去找他。他就在后面几间。”

沃尔特斯，这个名字，整个星期我们对此都闭口不提。对六个月前托马斯、安妮和卡门妈妈的疑问，问他是不是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我们的结论是，癌细胞那时或许就存在了，因为误诊没检查出来，才导致现在这个局面。也就是说，我有可能因为该死的误诊而失去卡门。沃尔特斯坐在书桌后，六个月前见过，我立刻就认出了他。但他并不认得我。我敲了敲他开着的门。

“你好？”他皱着眉头说。

“嗨。”我语气不好，这样他就不会忘了这全是他的错。“我是卡门？范迪安潘的丈夫。”

“噢，对不起，范迪安潘先生，你好。”沃尔特斯边说，边站起来和我握手。“请坐。”

“站着就行了，妻子在等着我。”

“好吧。我想你是来问切片检查结果的吧。”

难道我是来问NAC对决阿贾克斯比赛结果的，拜托！

“是。”

“嗯，看起来不是很好。”

“不。这个我知道。”我语气中带着讥讽，他可能甚至都没有注意到。“你能给我详细解释到底是什么问题吗？”

沃尔特斯告诉我为什么这次特别糟糕，他说的话我只听进去一半，听懂的就更少了。我问确诊的程度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