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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袋。虽然袋鼠肉已被引进国内多年，但是反响并不见热烈，可能是缺乏文化认同之故，毕竟，这不是中国人自己的野味。当然，这并不妨碍我们把老外视为文化上的一种“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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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之所谓“野生动物”，系相对于“驯养动物”而言。人类在成功驯化了若干食用动物之前所食之肉类，无不取自野生动物，在那个时代，就连人类自己，也统统是野生的。

人类在不断驯养野生动物的同时，也逐渐把自己由野人驯化为“文明人”。故“野生动物”在某种意义上并不存在，只是一个异化的概念。

文明人对于“野生状态”的孜孜不倦的追求和向往，自卢梭以来一直具有正面的象征意义。吃腻了宫廷大餐的卢梭，发现自己最爱的还是乡下的野果、牛羊和山泉。蒙田则写道：“我们将大自然本身经过一般的演变结下的果实成为野果……说实话，我倒应把那些被我们认为的损坏而变得特别的东西称为‘野的’。在前者，真正最有用最为自然的品质和特点是显而易见的。在后者，这些品质和特点却被我们弄得黯然失色，仅仅变得适合我们败坏了的情趣了。然而，这些未经开垦地方的各种果实，与我们的果实相反，味道本身的鲜美程度很符合我们的胃口。”

尽管我不能完全依照形式逻辑做出“爱吃野味的广东人就是世界上最热爱大自然的人”这样的推论，也不可以就此断言：野味至上者和环保主义者并无原则冲突，皆出于对大自然的热爱，方式各异罢了。但是，不管是野果，还是野兽，合法或者非法，区别无非是此时彼时、某一地区某一资源及其消亡速度的相对而言。换言之，只要“野生/自然”和“驯养/非自然”这一类非此即彼的对立模式一天不得到彻底消解，法律就将永远在跟奔跑着“拥抱自然”的人类后面疲于奔命。在地球上每天有四十至一百四十个物种与人类永别的速度之下，今天是猴子熊猫，明天是猪羊，后天可能就轮到苹果香蕉。

论烤鸭与烧鹅之优劣

烤鸭好吃，还是烧鹅好吃，这是北京人和广州人同桌吃饭时常常争论着的问题。

这个问题之所以会成为一个问题，是由于鸭、鹅之间存在着高度的相似性：一、皆为家禽；二、皆常见食物；三、烹法近似；四、肉质、肉味近似；五、分别是京菜和粤菜之杰出代表。

对于城市居民来说，鸭、鹅在世的时候，外表就很难区分。色彩上，皆不出黑、灰、白三种色调，鹅头之上的那个肉銮，似乎亦不足以单独构成比较明显的识别体系。此外，鹅的体积偏大，不过，这一点也很容易被误认为是鸭之大者。

最近有报道说，在好莱坞的教育下，台湾的小朋友对于已经消失的恐龙，从谱系到种类、习性都掌握得一清二楚，却分不清身边的鸭、鹅。

虽然成语在形容雪片之大是选用了鹅毛，不过，以鸭绒冒充鹅绒（羽绒之上品）制成羽绒服装，则使造假者屡屡得手。中医也认为，鸭、鹅皆具养阴、益气、固肾之效，同时，两者亦同属“发物”。

在香港，男妓的谐称是“鸭”；到了深圳，提供有偿同性恋服务的于是被叫做“鹅”。当地治安部门发现，对于“鸭”和“鹅”的综合治理存在着一定的难度，因为那些做“鸭”的，通常都会兼职做“鹅”。比较起来，还是抓“鸡”来得比较容易。

既然如此，烤鸭和烧鹅之优劣，看来并无进行详细比较的必要，这个问题似乎又变成了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

有一个笑话，说某甲请他的朋友某乙吃饭，吃的是“全鸭宴”，一边吃，某甲一边向某乙不无夸赞地介绍说：这是“芥末鸭掌”、这是“火燎鸭心”、那是“卤水鸭肝”……就这样，一道道“鸭菜”次第而上，上着上着，突然来了一碟鹅肉。某乙遂停箸且一脸奸笑地望着某甲，一心想看他的笑话。不料，某甲却面不改容地说：“啊，这是鸭子的朋友！”

这个不算高明的笑话，本来要说的主题大概是“急智”，不过，鸭、鹅之显而易见的雷同，却使“急智”反而变得有点可笑。

日常生活的经验告诉我们：越是相似的事物，就越值得比较。而在烤鸭和烧鹅之间进行（或曰强行）比较的目的，乃是为了证明烤鸭与烧鹅之优劣，原来并不在于好吃不好吃。

以整体观之，鹅一开始就输给了鸭子，用时髦的话来说，这叫做“并不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鹅在中国饮食中所处的劣势，是历史造成的。由于某种偶然性的缘故，中国在两千年之前成为地球上首个成功驯化了野鸭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