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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都眼巴巴地期待成为他的选民。　因为讨论型的小课是限制人数的，　不是谁想买就能买。　比如有个项目叫　“大战略”　课程，　这是个案例型的讨论课，　由耶鲁最著名的几位教授联合开设，　内容是研究世界几千年历史上的领袖人物所做出的伟大的决策。　如此振奋人心的课程，　对于雄心勃勃的耶鲁学子来说是有致命吸引力的，　入选的难度跟当初考进耶鲁的难度差不多。　还有些口碑好的大牌教授开的课也要通过竞争才能去听课，　比如上中国现当代史的史景迁教授，　他的课总是能吸引很多人旁听。　这门课开在耶鲁法学院的大厅里，　每次都座无虚席，　一屁股坐在地上的也不少。　很难说那么多人都对中国的历史有兴趣，　但他写历史的观点非常合耶鲁人的口味。　他强调个人可以改变历史，　而耶鲁要培养的正是改变历史的人，　所以大家都很乐意听他讲讲中国历史上那些了不起的大人物。　他的讨论课总是毫不客气地从课堂上请走很多慕名而来的好学者。

我刚去的时候心里很有意见，　觉得大牌教授怎么一点大家风范都没有，　人家如此好学来旁听，　这在中国，　老师要受宠若惊地挽留，　他怎么可以生硬地拒绝。　后来我才体会到，　耶鲁讨论课的设计是完全为学生考虑的，　限制人数才能到达有效进行讨论的目的。　这种课节奏很快，　学生课前要做许多工作：　大量的阅读、　思考、　为发言做准备。　课上学生反应的速度也很快，　大家都要对讨论的问题有所贡献，　一起让探索更深入。　如果老师允许很多旁听生在场，　势必影响选课学生发言的机会和时间。　如果禁止旁听生发言，　不但是一种歧视，　也会失去上课的意义。

所以看上去有　“海量”　的课程可以选择，　其实也未必一切如你所愿。　当然，　事在人为，　如果下定决心要上一门课，　就要在买课期使出浑身解数让“上帝”　选中你。　哲学系有一门课专门面向大一新生——　“生活”，　课程介绍上说得很明白，　仅限18人。　这门课探讨生活的意义、　人生大事、　爱情、　友情、　工作……全部囊括，　精选各派哲学家对人生主题的看法，　在课堂里和大家一起集中探索、　思考。　我梦想着在耶鲁哲学教授的引领下和先哲们对话，　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观、　价值观，　所以决定去听听。

我早早地来到教室，　环视了一下到场的人数，　心里就开始打鼓了，　离上课还有20分钟就已经满员了，　我又不是大一新生，　估计要碰钉子了。　反正来都来了，　听一节也罢，　这么想我反而觉得自在了。　不停地有人进来，　最后来的是老师，　他照例说了些课程的计划要求，　然后就开始强调人数的问题，　他宣布手上的选课名单里已经有17个人，　这意味着还有最后一个幸运儿可以留下。　他说，　我不喜欢赶人走，　所以你们还是考虑一下自己走吧。　话一落地，　有个家伙就拎包走了。　我不喜欢被赶的滋味，　但那天不知道着了什么魔，　就想死皮赖脸地留下看看到底会发生什么。　为了决定谁去谁留，　老师让大家自我介绍，　并阐述为什么要选这门课，　或者我们怎么理解课程的名字——　“生活”。　耶鲁的“新鲜人”　果然不一样，　个个落落大方，　非常善于表达自己，　完全没有当初我进校的那种青涩。　但现在的我，　比他们多活了###年，　自认为对生活的理解一定不输给他们。　但是否能赢得老师的青睐，　网开一面让我上课，　我心里还是没底。　我发现他们似乎早有准备，　知道那个长着络腮胡子的“上帝”　要精心挑选一番，　所以每个人都试图把自己介绍得独特一些，　完全不是死板的3W模式　（Who；　Where；　Why——　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　我为什么来上课）。　终于轮到我了，　我虽没有准备，　但仗着自己多吃几年饭，　所以比较镇定。　我说我来自中国，　不管在中国还是在美国，　我每天早上起来都能感觉到，　啊，　我还活着，　真好！　（众笑）　我在美国和在中国的生活形式上有一些不同，　但本质是一样的，　都在追求智慧，　追求快乐。　不但是自己的快乐，　还有周围人的快乐，　所以我在中国资助了一些穷苦的孩子继续求学　（这时，有很多人回头看我）。　我相信，　求学的过程也是探索快乐真谛的过程。　苏格拉底说，　没有经过思考的人生不值得一活，　我选这门课就是不想白活。　”　（众笑）　我还没来得及为自己这番精彩的发言高兴，　一盆冷水就泼过来了。　老师问道：　“你再说一遍你叫什么名字，　我的名单里为什么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