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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曾向我讲了一个故事。几年前他在美国工作，一天看见公路上出了车祸，马上许多汽车就堵起来了，交通停滞。这时，从一辆邮政车上，下来一个穿制服的邮递员，他开始指挥交通，疏导被堵的车辆，并同时保护现场，直到10分钟后若干警察到来，他就开车走了。我们中国人感到奇怪，当场问一位警察，为什么一个邮递员能来指挥交通？那警察说：“那当然，邮递员也是国家工作人员，在这个时候，公务人员就应当站出来为公众服务。”

这就是公务人员的素质。

我认为，公务人员起码应当具备这样的素质：公务观念，责任感，服务观念，同时不能抱着自己发财的梦想。在国外，公务人员工资是比较高的，特别如新加坡，对公务员不仅有高工资、宽敞房子、公派汽车、甚至还包括子女入学，都有明确的优厚规定。而决不仅仅是衣食无忧。但若官员一旦贪污，就会身败名裂、万劫不复，也就会失去一切。所以，一方面是“公务人员”的光荣和优越，另一面则是犯错误的沉重代价，新加坡的公务人员因此大都非常清廉、工作也卓有成效。有人称之为“高薪养廉”。国内的学者大都激烈反对高薪养廉，从财政到思想说教，写了不少文章。但是，要知道，高薪能否养廉，是可以探讨，而如果只是“低薪”，那是绝对不可能养廉的，不仅不能养廉，而且只能“杀廉”。道理很简单，公务人员们是手中握有很大权力的一个群体，但如果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别人“发财致富”，他们自己只有“低工资”，心里会平衡吗？他们就会自然地也萌发出一种发财的欲望和冲动。这单单靠“思想教育”的感染和“政治口号”震天响是扭不过来的，对此必须“唯物主义”一点。由于低工资，官员们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取一些利益，是很自然的。中国成语有“穷当益坚”、“穷而后工”之说，但大多数人实际不可能做到。孔子还说“君子固穷”，我认为，虽有少数君子可能“固穷”，但是不能以此作制定工资政策的依据。这使人想起1985年5月底人民日报一篇重要文章说，靠国家支付工资的机关干部只能“后天下之富而富”、说公务员们“甘愿后富，助民先富”，“有先富，有后富，以先富带后富”，是“历史新时期的《命运》交响曲”。可见，当时是以“君子能够固穷”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了。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上上下下许多官员迅速腐败，证明一个掌握了各种权力的社会群体在客观上是不可能“甘愿后富”的，也不会去让先富的人“带”。结果，无论是官员还是先富的人，都过上了美好的生活，困难的是普通老百姓，而且越是遵纪守法就越困难。这样的政策是失败的。

所以说，要使公务人员绝了“以权利求发财”的观念，必须依靠制度性因素，而不是什么苦口婆心、絮絮叨叨的“思想政治工作”。

公务人员还特别应具有的一个基本素质是：服务观念。

在现阶段，尤其是这样。其实，当年经常听到的“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形态的要求，并没有错，不为人民服务为谁服务？难道公务人员还能专门“为官老爷服务”、“为暴发户服务”、“为老板服务”、“为企业家服务”、“为龙子龙孙服务”，一句话，“为有钱人服务”？问题是，要把“为社会服务”、“为人民服务”、“为国家服务”制度化。现代化的公务人员必须明白，国家的公务工作实质上是一种服务工作。如果公务人员头脑中没有“服务”的观念，而只是一门心思地想，当上公务员后，就可以“以权谋私”、“贪污受贿”、“耀武扬威”、“欺压百姓”，甚至“鱼肉乡里”，那就一定会干出恶事。所以，也就必须有一种制度，不是为了去教育这些“恶公务员”，想教育“恶公务员”回心转意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唯一有意义的是：能够将他们坚决撤掉，且永远不得再返回“公务工作”！如果我们没有这样一种强有力的制度、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机制，我们的公务工作就一定会很快走向垮台。

谁能来做这样的事？谁有这样的权？能够永远处理掉“恶公务员”？只有如上面所说，设立这样一种专门“选拔和管理”公务人员的机构，这机构本身并不是公务机构，其成员也不可能成为高级公务人员，但是却有权处理人民投诉，永远撤掉那些“恶公务员”。显然它不仅仅只是一种“纪律检查委员会”，这样才能奏效。如果像现在这样，不管出了什么恶事和丑闻，一切仍由各级各地的“公务机关”本身来处理本机关的“恶公务员”，那是永远也不会成功的。

在西方人看来，由于国家公务机关是一种“为公众服务”的机构，所以，在美国各州、市、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