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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歌德说过：“真理与谬误出自同一来源，这是奇怪的但又是确实的，所以我们任何时候都不应该粗暴地对待谬误，因为在这样做的同时，我们就是在粗暴地对待真理。”精神病患者的心理对我们理解艺术创作的心理是非常有启发的。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的心理状态，同科学家一样，也是顺从某种顽固而恒定的意向的，几乎每一本艺术家的自传都会向我们披露这种状态。有位作家曾这样表白：“我写文章好像是顺从一种冲动。我常常是不由自主地拿起笔来写。写完了就仿佛从一个梦境中醒过来似的，觉得心上的重压去掉了，身子轻松了许多。这时候我的心才感到片刻的安静，但这样的安静并不能持续多久。一篇文章刚送出去，第二篇文章又不得不开始写。好像那个推动我的力量从没有把我放松过。我疲倦，但却不能休息，好几次我忍不住要发出一声叫喊：饶了我吧！然而我并不曾被饶恕过。”转引自《处在“强迫状态”中的科学家、艺术家和哲学家》载《医学与哲学》1984年第10期。这多么像那位不断按橡皮*的精神病患者的心理状态，恐怕每一个真正的艺术家都有过这种亲身体验。作为艺术家，他们注定要一生一世受“苦”，艺术家是“痛苦”的人，他之所以“痛苦”是由于创作；他之所以创作，是由于痛苦。他总被某种强烈的形象和创作欲搅得心神不安，激情难却，可以说他们为形象而生，为形象而死，也就是为艺术而生，为艺术而死。当贝多芬发觉自己变成聋子时，他几乎陷于绝望。他后来表白：“我的不至自杀也是间不容发的事了——是艺术就只是艺术留住了我，啊！在我尚未把我感到的使命全部完成之前，我觉得不能离开这个世界。”《贝多芬传》第50页。艺术犹如猎人，艺术家不过是猎物。艺术是胜利者，艺术家总是幸福的失败者，这时候艺术成了内在的策动力，它抓紧艺术家使他成为工具。这是因为艺术家的主动的自觉意识在这时已失去其作用，完全被潜意识所规范。艺术家在创作时，总要忘记自己，他成了他的作品的一个仆人。他们往往是在“病态”中一往情深地追求和寻找自己心灵的归宿。他们根本不是想创作，而是必须创作！

4　不狂而狂，狂而不狂

对上述问题，还有必要作进一步的阐述。

一般论者都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艺术家大都是怪人、病人、狂人。我们也注意到，大凡非常可怪的议论，不是神经病者断不能想，就是能想，也不敢说，说了以后遇到艰难困苦之时，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辜鸿铭有言：“世上所有伟大宗教创始者都是性格特殊、感情强烈的人。”又说，“要成欧洲意义上的宗教创始者一个人就必须有着强烈的、变态的个性特征。”《中国人的精神》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67、71页。叔本华也说：“天才是以激烈、狂热的性格为前提条件的。”《叔本华思想随笔》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6页。这里补充一句：“叔本华之天才即艺术家也，所不同者名称而已。”《物质生命与价值》460页。就笔者所见，对这个问题说得较详尽的是卢那察尔斯基。他说：“文学中的病态现象完全不是比如说工程艺术中的病态现象”，如果一个工程师“精神错乱达到某种界限，他将丧失制造机器和建筑房屋的可能性，理由很简单：这种非常客观的职业要求极大的健全思考能力，而精神失常的作家，却能够有重大的成就，不仅仅是不顾自己的疯狂，而且是由于自己的疯狂”。“在绘画领域中……也有很多被认为是肯定的病态创作的现象。其实，在远古艺术家或者诗人一定是病态的典型。或者说得正确些——只有病态的典型才被宣称为诗人。”他还“发觉灵感同轻度的癫痫有许多共同点，有时则和干脆是癫痫也有许多共同点”。“总之，我们到处都看到最初文学家是病态典型的痕迹。”“很难想象没有高人一等的强烈的感受能力的艺术家；很难想象，如果一个人没有具备高人一等的敏感性会被认为艺术家。”“所有这些艺术家所固有的特征差不多是不可避免的。这些特征就已经证明某种精神不稳定性。”而“完全正常的人不能选艺术专业”。他确信：“在俄国文学中有许多极其伟大的作家需要一般地看做是病态的。”不仅在俄国，而且“在欧洲，也有大量富于病态的典型”。“因此，不能认为杰出作家天赋与变态心理、甚至与直接的心理上的疾病往往结合在一起是偶然的。”《关于艺术的对话》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214—220页。

必须说明的是，艺术作品不一定是、至少不完全是艺术家的“病”中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