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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躁郁性精神病与高度的创造能力是可以共存的，因为患者的思想是清醒的，而他们在忧郁时所受的痛苦为他们在狂躁时的工作带来了深度。详见《精神疾患与创作才能》载《大众心理学》1985年第1期。巴甫洛夫也曾指出，歇斯底里病人具有异常的幻想性和朦胧状态，这个问题，过去许多人也都是谈过的。奥斯本指出：“据说德谟克利特曾断言：诗人只有处在一种感情极度狂热或激动的特殊精神状态下，才会有成功的作品……这种情绪上的昂扬自得的特殊精神状态被认为本身就是一种疯狂，并且在习惯上总是把它看做是与一个人在控制着他的全部机能时的那种正常状态相对立的。”《论灵感》载《外国文艺思潮》第一集。我国古代美学理论也强调这一点，东汉文学家、书法家蔡邕说：“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狂，然后书之，若迫于事，虽中山兔毫不能佳也。”转引自《写字与写志》载《艺谭》1984年第1期。他也认为“任情恣狂之际才能创作”。王国维诗：“四时可爱惟春日，一事能狂便少年。”发狂使人变得天真年少，也只有天真年少才能“任情恣狂”。相传清代画家傅山，有一次给友人作画，但谢绝友人参观，这位友人就躲在远处偷看。只见傅山动笔之前，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像是着了魔一样，吓得这位友人急忙跑过去从背后把他抱住。傅山感叹地叫道：“完了，你这就败坏了我的画兴。”于是他掷笔不画了。《历代画家的故事》第144页。发狂和变态是情的王国，人情和人性往往在狂态中才可以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许多艺术家都有这种创作体验。法国大画家柯罗谈他的作画过程时说：“我每次旅游之后都要把‘大自然’请到家里做客，如痴似醉地画上几天：我手持画笔，在我那画室的森林里寻找榛果，听百鸟歌唱和树叶在风声中沙沙作响，看潺潺流水映出天和地气象万千。甚至太阳也在我的画室里起落。”《柯罗——艺术家·人》第80页。郭沫若说他的《地球，我的母亲》是在“神经性发作中”写出来的。曹禺在创作《日出》时，感情激动得令人害怕：“在情绪的爆发当中，我曾经摔碎了许多可纪念的东西，……我绝望地嘶嘎着，那时我愿意一切都毁灭了吧，我如一只负伤的兽扑在地下，啮着咸丝丝的涩口的土壤。”《日出·跋》。这样的例证是不胜枚举的。

3　“四时可爱惟春日，一事能狂便少年”（2）

以上所谈是艺术家在创作中的变态心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艺术家与某种疯狂症的某种类似。现在，我们还可以谈谈精神病患者的变态心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疯狂症与艺术家的某种类似。

有人去一家精神病院探望一位患者，发现这位患者正弯腰弓背，伏着身子，在那里专心致志地用右手指按平一个个橡皮制的山羊*状的凸起物。那一排排的橡皮*，宛如英文打字机的键盘。这是医师为他特制的一种医疗器械，这种橡皮*具有良好的弹性，只要手指一松，它便立即复原。因而患者尽可不停地按平十几个这样的橡皮*而得到情感上的满足。因为在这位患者眼里，这个世界处处都是凸的，都充满了不平，这使他深感不满而痛苦不堪。他的生命的全部意志便是用手指去按平这个处处凸起的可恶世界。不按平它，决不罢休，他生生死死的惟一追求，就是他所理想的平坦世界。只有在平坦的世界中，他才感到安稳、感到舒服和满足。

这位患者的精神世界多么使人惊愕。显然他完全生活在虚幻的世界中，是某种思想、某种情绪顽固地盘踞在他的意识中，以致使他那么执著、那么恒定地重复着同一的动作。还有的患者内心感到有一种不可抗拒的意向去数一数他所看到的一切，如对窗子、钱包里的钱、街上的行人和电线杆等，都要作毫无必要、毫无意义的顽强计算，精神病学家称这种意向为“计算癖”。从创造心理学观点看，大数学家也经常处在类似状态，例如，十九世纪苏格兰大数学家哈密顿对四元数的运算便怀有一种疯狂的热情。成年累月，他一直处在这种状态而不能自拔。直到十五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感到问题解决了为止。就是说，这种疯狂状态至少纠缠了他十五年之久。这是多么令人惊叹的创造精神！没有这种固执性和恒定性，没有这种十几年乃至数十年如一日的创造毅力和乐此不疲、欲罢不能的强烈渴望，就不会有创造发明，人类就不会有进步！当然哈密顿的“变态心理”和按橡皮*的精神病患者的变态心理并不完全相同。哈密顿还能从变态中返回常态，回到现实，而精神病患者却失掉了这种能力。再有，哈密顿的意向是有意义的，而那位患者的意向是无意义的。但两者的心理机制和根源却是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