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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三年，我们家搬迁到湘潭市三义井，全家的生活虽然比在湘潭县赵家岭时有点改善，但仍然非常艰辛。那时在家的有七口人，二姐在中学读住读，我读小学，弟弟刚上学。家里的收入全靠大哥、三哥寄回家的三十多元钱维持生活，平均每人每月约五元钱。当时的米价是一角多钱一斤，在家六口人吃饭买米需要十六、七元，买煤、买油、盐和照明用的煤油需要七、八元，剩下的钱，用来买菜和杂用，平均每天不得超过两角钱。为了节省，只好去买六、七分钱一斤的干蚕豆和干红薯丝掺在饭里吃，这样吃还可以少吃点菜。父亲长期有病在身，既无钱上医院看病，也没有可能去改善伙食，增加营养。平时，我和弟弟在上学，又是长身体的时候，才可以吃三餐。父亲、外婆、小姑姑他们却只吃两顿。中午，我和弟弟两人共吃三分钱的原酱（做菜用的）下饭，稍好一点，可以花五分钱买一块榨菜两人分着吃，或者买一小包盐花生米下饭，每人可分得三十余颗。晚上，全家人经常吃的是清水白菜。那时，母亲白天在“军烈属被服厂”干活，天黑了，从“十八总”走很远的路回家，吃的依然是留在锅里蒸得发黄的一碗白菜。有时为了给父亲改善一下生活，就在刚出锅的白饭中加一块指姆大的猪油，倒上一点瓶装龙牌酱油，闻起来很香。父亲看到我和弟弟发馋的样子，很不忍心一个人吃下去。

生活的艰苦，对我们来说，已经习以为常了。但有时，仍然使人感到伤心。

那时，我正在离我家不远的“湘潭市师范附属小学”读书（即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曾经就读过的“昭潭小学”，现在的校名是“湘潭市曙光小学”）。一天下午，我放学回家，老远就看见父亲站在家门口，这已经是他长久的习惯，每天这个时侯，总是站在那里，等待着我和弟弟放学回来。来到了父亲跟前，我见他那刚刚剃过的头顶上，很明显地留下两道血痕，我问父亲：“怎么搞的，剃头还剃出血来了？很痛吧。”　父亲似乎不愿让我再看到伤痕，把头抬了起来，爽朗地一笑：“五分钱剃个头，你还能要求有好高啊！”　看着父亲毫不在意的样子，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酸楚，父亲大半辈子过的并不舒适，现在我们差不多都长大了，生活仍是这样的艰难，没想到，连剃个头也要吃苦。平时，我和弟弟理发，都是到附近小店子去理，一角钱一个头。父亲则总是找走街串巷的老头来剃，有时还要挨刀子，为的就是要省这区区的五分钱。其实，我很清楚，并非连五分钱都没有，父亲衣服上面的口袋里，总还是有几角钱的，可是他为了这个家，却怎么也舍不得花呀！

父亲生前没有什么嗜好，很早以前抽点水烟，后来因病，也就不抽了。他不喝酒，也未见他打过牌。平时父亲唯一的爱好就是看书，有时也找点报纸来看。他还会吹洞箫，月白风清的夜晚，他常常独自坐在房间里，吹着“满江红”的曲调，低沉、悲愤的情感从箫声中传出来，倾诉着他那忧郁、愁闷的心境。他看的书，大都是古典文言文版书藉，尤其爱看《聊斋》，很可能是作为逃避现实的一种精神寄托。在我印象中，父亲没有什么专长，但他善于讲故事，讲起故事来，语调不高，声音平缓，娓娓道来，幽默风趣，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听他讲《西游记》中唐僧经历的九九八＋一难，也喜欢《聊斋》中的《偷桃》、《种梨》、《劳山道士》之类的故事。至今回想起来，父亲给我讲的所有故事，都是有选择性的，那些恐怖吓人的鬼故事从来没有给我们讲过，这也是他教育孩子所费的一番苦心。

八

我五岁时，父亲就开始教我认字，教我怎样写毛笔字，他握着我的手，一笔一画地教我练习写描红本上的字。那时，父亲的气喘病已经显现出来，他站在我身旁，沉重的喘息声，我都感觉得到。后来，母亲告诉我，父亲从小体弱，得病也不是这一阵子了。中年时，就气血不足，晚上睡觉，即使是夏天，也要穿长裤睡，冬天还要加厚厚的长统袜子。父亲去世前的两年冬天，母亲为了使父亲睡觉暖和一些，总是整夜地睡在父亲的另一头，将父亲的双足紧紧抱在胸前，用自已们体温去暖和父亲的双脚，其情景实在感人。我那时已经十二岁，母亲为了父亲，也顾不得难为情了。

一九五六年的早春，料峭春寒，湘潭的天气显得格外的阴冷。父亲穿着一套灰色的棉衣服，头上是一顶可放下耳罩的棉帽子，这是我记忆中穿得最好、最合体的一身衣服。这套衣服是母亲用大哥寄回的钱，买来棉花和布料亲手缝制的，一直到父亲去世，他都穿在身上。

父亲过世的情景，就像不久前发生的事一样，永远地存留在我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