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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谈谈报纸上没有向读者披露的情况。当布拉德利讲完之后，格雷厄姆很快提出他想做的一笔交易的详细内容：除非政府在今年夏天立即关闭所有的游泳池，然后在第二年以黑白人共同使用的方式重新开放，否则《华盛顿邮报》将发表消息，将事实真相和盘托出。布拉德利听着，当格雷厄姆提出他的条件，其他人也逐渐同意他的条件时，他既惊讶又佩服。他认为这是说明菲尔·格雷厄姆的本质的一段事实：

在他认为适当的时候，利用他的报纸来实现他心目中的社会福利、仁慈和自由，但是也在很大程度上利用它作为他行使权力的手段，而不让华盛顿的人民以他们自己笨拙的方式来了解情况和作出决定。他在英文上有很好的功底，这方面他的母亲对他的影响比较大。他可以很好地用精妙的词汇表达他的思想感情，并且也爱这样做。一次，他对《新闻周刊》的高级工作人员说，他希望《新闻周刊》写出“历史的第一个粗稿”。用这个词语来描述新闻职业，是再恰当不过的。他才华横溢，一分钟也不能安静，但他的胆识有时接近鲁莽。他接管华盛顿的《时代先驱报》之后，一夜之内成了这个国家首都的最重要的发行人。

《时代》杂志考虑把他登在该杂志的封面上。一位和此有关的《时代》杂志

编辑问他，作为一个自由派，他如何解释《华盛顿邮报》要聘请象乔治·索

科尔斯基这样一位如此保守的专栏作家。他回答说：“喔，我想每家报纸都

需要至少一个蹩脚的专栏作家。“

7。夕阳薄暮

格雷厄姆是个复杂矛盾的人，他处在两条同样强有力而又不一致的轨道

之间，处在自由和责任感之间。

好像有一个菲尔·格雷厄姆谋求取得绝对的自由，能够不对任何人感恩

种自由作为他的基础的。然而他最后还是接受了他的岳父的苦苦哀求—去

办《华盛顿邮报》。尽管他的经营很精明，而且至少从营业角度来说，他比

起岳父尤金·迈耶来更是成功得多的发行人，但他依然认为他的成功在某种

戴德，自由自在地过着一种放荡不羁的生活；　而同时又有一个这样的菲尔·格

雷厄姆，使他能影响事件，成为一个起推动作用的人，能同这个国家最强有

力的人平起平坐。他既想对事件采取嘲讽的态度，又想处在这些事件的中心。

但结果他没有遵循自己的生活道路，这条道路本来是可以为他的才华提供某

程度上是在别人的基础上取得的。随着年龄一年年大起来，格雷厄姆就越加强烈地意识到他是人家的女婿。他认为不管他取得什么成就，这种成就在某种程度上都不属于他，好象在他的履历表的旁边都有注解。不幸的是，他的矛盾思想导致了许许多多精神上的障碍和痛苦。当他快离开人间的时候，他周围的人才开始认识到他是个重病在身的人。过去就有过迹象，但是这些迹象不是被忽略了，就是被误解了，或者就是被掩盖起来了。但是几乎从一开始起，病根就有了。他在上大学时，喝酒喝得非常凶，有一个学期他父亲没有让他上学。在军队服役时给家里写信承认，他常常想入非非，一会儿失意绝望，一会儿又心醉神迷，连他自己都不能完全理解弗兰克福特的年轻的有才气的助手使该城的名流赞叹不已，但是当他一个人在家里时，就完全垮下来了，暗自流泪，意志消沉。在50年代末，他的神经脆弱的迹象更明显了。1957年，他有好几个月没有工作。他的病情日益恶化，每次发病的间隔越来越短，症状越来越明显。他像是一架很好的机器，由于用得太久了，开始损坏了，发生故障的次数越来越频繁，越来越严重，直到最后他病入膏肓，对他的知己朋友和家人大发雷霆。在他临终的两年里，他跟他的妻子怄气，开始在大庭广众之下同一个年轻的女人调情，并扬言要同妻子离婚。格雷厄姆显然已失去自制力。他擅自闯入白宫，要求晋见总统，对他高谈阔论各种问题。因此约翰·肯尼迪最后不得不告诉凯瑟琳说，她必须采取一些措施，他简直不能再忍受她丈夫的作为了。有人谈到一种使用锂的新疗法，这是格雷厄姆的律师建议的。但是，格雷厄姆对药剂和药剂可能对他起的作用，有一种病态的恐惧心理，因此加以拒绝。这场戏剧性的传奇传播了出去，引起了华盛顿众人的注视和议论。疾病增加了格雷厄姆的权欲。只围着政治斗争和政治家转是不够的了。生命的最后时期，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是一个直接参加者。他像飞蛾扑火一样扑向权力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