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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年的二月戊午（阳历三月四日），皇帝祭拜完大社大稷后，其余的祀典便全派人代理。

十月壬戌（阳历十一月三日）是西太后的华诞，即“圣寿节”，但原本依例举行的贺宴却告取消。这年的圣寿节恰与日本的天长节同一天而成为话题，临时取消令人匪夷所思。此时恰有###喇嘛前来献“方物”。所谓方物是当地的产物，据说是西藏的秘药。

在皇帝危笃之际，西太后下令将皇弟醇亲王的长子、年仅三岁的溥仪带入宫中养育。因光绪帝无子，西太后显然必须早做准备。

醇亲王载沣是光绪帝之弟，其妻为西太后宠信的荣禄之女，其母则是西太后的亲妹妹，西太后将入宫的三岁小溥仪抱在怀中，良久不舍放手，说了一句：“杀了我子（光绪帝），接着难道还要杀我孙吗？皇帝有名无实，岂非只是个终身禁锢的囚人？”

正往来于泰国与新加坡之间的孙文欲搜集最详尽的情报。在服部登送来的日本报纸之中，对此事的评论以犬养毅在《东京日日》上的预测最符合孙文的看法。

“不愧是犬养先生啊！虽然大致上说中了，但我的一些看法和他还是有些差异。”

读完犬养毅的谈话，孙文微微偏着脑袋如此说道。

——纵然西太后已死，但中央权力并不会剧烈动摇。革命派恐不易乘机行事。而亲王派与庆、袁的对抗亦不至于造成与列强之间关系的摩擦。

这是犬养毅的预测。

中国政界的泰斗李鸿章于一九○一年死去，据说他在“遗疏”中如此推荐：

——环顾宇内（指全国之意），人材无出袁世凯右者。

袁世凯并非出身科举最高层级的进士，却能在四十三岁之龄便担任等同于宰相一职的直隶总督，可说是破格晋升。

光绪帝满腔热情进行的“维新”遭遇挫折，完全是因为袁世凯背叛所致。光绪帝因而遭幽禁，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则遭斩首。袁世凯的背叛行为便是将武装政变计划密告给西太后知晓。

西太后若死，遭幽禁的皇帝便将亲政，袁世凯必定难逃死刑。对西太后而言，等她自己一死，局势便有翻转的可能，被称为西太后派的宫廷大臣等便永无出头之日。因此，任谁都会猜想是西太后杀了皇帝。

各种谣言满天飞。

日本的《报知新闻》报道，据某清国通说，宦官李莲英唆使小宦官王某暗杀了光绪帝。李莲英是西太后的忠犬，深受光绪帝痛恨。

在天津发行的某法文报纸则报道，是袁世凯下毒杀死了皇帝。

在三岁皇帝及其父摄政王醇亲王的体制下，袁世凯的处境极为危险。摄政王难忘其兄光绪帝的仇恨。

摄政王之名为醇亲王载沣。

“载沣过于年轻。”孙文直呼摄政王之名——“好容易才去了外国，却只看到皮毛。如此反而更危险。对咱们而言更为有利，因清朝的体制会加速崩解。”

摄政王赴外国是担任使节团首席，前去为在义和团事件中遇害的德国公使克林德之死致歉。他生于一八八三年，此时（一九○一）仅年满十八岁。　此时载沣已在思考“宪法”对皇帝权力的限制问题。

“既有宪法，那为何德国皇帝又能如此威严？”

听载沣如此问起，皇族中一人答道：

“那是因为皇室握有兵权。”

王朝的黄昏（2）

这话一直铭刻在载沣脑中。立宪已成国策，但在立宪之前必须先掌握兵权。这是载沣的结论。

根据公约，立宪的准备须在宣统八年（一九一六）之前完成。在那之前，必须掌握兵权。摄政王载沣所剩的时间不多，他感到焦躁不安。

西太后的遗言是服丧二十七日。载沣似乎迫不及待，免去袁世凯的所有职位——包括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命其回籍养痾。

袁世凯其实并无“痾”（难治之病）可养。一九○九年一月二日（清历为前一年的十二月十一日）所下圣旨中，具体指出袁世凯患足疾。但他本人可从来不知道自己染有此疾。

摄政王恨不得处决袁世凯，为兄长光绪帝报仇，但若如此做，可能引起北洋数镇（师团）造反。这样的确会酿成大乱，致使清朝崩溃。

关于清朝的军备，孙文当然做过研究。依计划，全国的军队将改成配置新式装备的所谓“新军”。

然后将全国分为三十六镇。已经编成的有北洋六镇，由袁世凯掌握兵权。新军一镇的编制如下：

步兵　二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