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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纲上线，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等种种手法，兴起一股历史上少有的“革命大批判”文风。让我们重温一下康生是怎样“批判”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的：

“批判”之一：“关于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问题首先请同志们打开语录204页，把第24页的标题‘思想意识修养’改为‘纠正错误思想’。……为什么把标题改了？这是刘少奇的语言，是不通的，不科学的，在毛主席著作中，从来不用思想意识这个词。……看来，刘少奇这个‘马克思主义’是不通的”。——这种以语录的简单对比代替具体分析，从个别字和词的不同上纲到反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大批判方法，在“文革”中乃至“文革”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影响颇大。

“批判”之二：刘少奇“他在讲到忠诚坦白时，要能‘无事不可对人言’，照他这样说，党的机密也可以告诉蒋介石的。刘少奇还说：要‘有最高尚的自尊心、自爱心’。请同志们注意，他的所谓自爱心是‘保护自己的生命和健康’，这是赫鲁晓夫的活命哲学。这就可以理解，他为什么叫安子文、薄一波去自首，这是他的所谓‘修养’”。——康生一伙正是靠着这种颠倒黑白、移花接木、无限上纲等手法，把对书的批判转向对人的攻击和人身陷害，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批判”之三：“《修养》的许多地方含沙射影地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比如他谈到学习马克思、列宁的时候，说什么没有偶像崇拜，实际上是影射毛主席的，应当说，这个黑《修养》，是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这种说张三好就是贬低和反对李四，不仅违背了起码的形式逻辑常识，更为重要的是，从中可以看出康生维护个人崇拜，千方百计献媚取宠的丑恶灵魂。

“批判”之四：“黑《修养》最大的问题是不敢接触政权问题，因为革命的最根本的问题是政权问题”，“《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正是这种攻其一点不计其余的形而上学猖獗，使得全党全国在一个很长时期形成一股八股风，不管讲什么具体问题，口头一定要讲一大堆“高

举”、“突出”、“坚持”之类的大话、空话、套话，惟恐被上级怪罪216。

“康生现象”的形成与猖獗，不是偶然的。在中###的发展史上，有一种不好的倾向，谁有权就自以为有真理。陈独秀如此。他身居党的总书记，就自以为有绝对真理权。大革命时期，共青团中央郑重其事的向他提出书面意见。陈独秀连看也不看当众撕碎扔到脚下。李立三如此。他身为党中央实际负责人，常常标榜自己的意见“是绝对正确”的，借口“军事时期”，禁止党内的任何批评与建议，更不允许有反对意见。王明更是如此。他以“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自居，只要是和他不同的意见，一律宣布为“右倾机会主义”。即使同一句话，如“争取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李立三说出来就是“极端机会主义的”，由王明的嘴说出来就是“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种“谁有权，谁就自以为有真理”的错误倾向下，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意见长期受到压制，并被扣上“狭隘经验论”、“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等帽子，遭到不公正的批判。遵义会议以后，这一错误倾向得到纠正。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党内逐渐形成有利于理论健康发展的良好风气，使得我们党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出现理论蓬勃发展的局面。1957年以后，由于我们党已经是执掌全国政权的党，再加上革命事业的巨大胜利与顺利发展，党内产生了骄傲情绪。“谁有权就自以为有真理”的错误倾向，在一部分干部中再度出现。领导干部的话不仅是真理，而且是法律，甚至大于法律。康生成为“理论权威”，正是这种不好风气的典型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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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的曲折与社会科学的误区（6）

康生成为“理论权威”的另一个原因，是和我们党的理论工作过分依赖于现实的政治活动有关。长期以来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说法：理论要服从现实的政治，理论工作要为现实斗争服务。这一说法对党的理论工作，乃至理论本身的发展，影响甚大。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是科学的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当然是要为无产阶级服务的，这种服务主要表现为对无产阶级实践活动，提供正确的指导。马克思主义理论也需要在革命实践活动中不断受到检验，不断修正，不断丰富，不断发展，但绝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