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部分(第2/4 页)

社会主义的曲折与社会科学的误区（4）

2、“康生现象”解析

“康生现象”，是我国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至70年代上半期意识形态领域和学术界出现的一种十分奇特的现象。康生本人被称为没有任何著作的理论家，甚至连一个实实在在的理论工作者的经历也不曾有过。然而凭借种种原因而获得意识形态和学术领域的政治领导地位，出任“中央理论小组组长”，于是在这一领域声价百倍，俨然成为理论权威。死后还被戴上“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桂冠。“康生现象”，是我国在一个较长时期中，存在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科学畸形状态的一个集中反映。

康生本来是保卫干部出身，在苏联学习期间，学习了苏联肃反运动的错误经验，并把这些经验搬到中国党内来，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他就曾以“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的身份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大搞“抢救运动”，通过逼、供、信手段，把一大批革命者打成特务、间谍、托派分子。建国以后的几年中，康生郁郁不得志，默默无闻，没有见过他有什么理论建树，或发表过什么理论文章。1957年3月出任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后又兼任中央理论小组组长。1959年3月，中央决定成立《毛泽东选集》编委会，康生被任命为副主任。下半年，受中央委托兼管党校工作。由于管理论宣传和文化教育工作，自然要时不时的讲些“理论”方面的话，下达些理论工作方面的指示，渐渐竟以“理论权威”自居起来，别人也渐渐把他视为“理论权威”了。

说康生完全没有“理论”，那也不尽符合事实。他可以称为“不学有术的理论家”，是左倾思潮的产物，又是鼓吹左倾思潮的急先锋。早在30年代，康生就是对领袖搞个人崇拜的鼓吹者，他在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15周年纪念会上，带头高呼：“祝福王明同志健康”、“王明同志万岁！”。50年代，康生到处鼓吹：“所谓反对个人崇拜的这一口号是不妥当的、不科学的，甚至是错误的”，“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评一些赞同反对个人崇拜的党员、干部、知识分子，是“没有改造”、“没有改变他的世界观”，是政治上“表现动摇”212。他比林彪还早的鼓吹形而上学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顶峰”论；违反列宁的以经济划分阶级的科学标准，宣传以政治思想划分阶级；抛弃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大批“唯生产力论”，说：“这本身就是修正主义的东西”；“大跃进”时代，康生鼓吹：“现在工人、农民写心得，马雅可夫斯基、普希金那能写出？超过他们千百倍”。他全盘否定哲学和经济研究所专家们的工作，认为他们比工人、农民还不如，要求专家们“跟着工人、农民学习”搞科学研究213。更为离奇的是，居然到自然科学中去找阶级斗争的理论根据，说：“我们要用自然科学来证明马克思列宁的阶级斗争的理论”214。

康生是意识形态和社会科学领域“不学有术”的政客，甚至动用种种阴谋手段，千方百计的把学术问题引向政治问题，然后置学术工作者于死地而后快。最典型的事例就是由康生直接指挥的对哲学家、中央高级党校校长杨献珍的批判。在毛泽东主席提出“一分为二”的观点以后，哲学家杨献珍从理论角度提出，事物之间的关系不仅是“一分为二”的斗争关系，还有“合二而一”的互相融合的关系。康生看到“捍卫马克思主义纯洁性”的机会来了，于是一方面连忙向毛主席报告，得到毛主席肯定“‘一分为二’是辩证法，‘合二而一’恐怕是修正主义，阶级调和论吧”的尚方宝剑以后，一步一步把这场学术观点的争论引向###，最后发展到《红旗》杂志等刊物点名对杨献珍进行政治批判，给杨献珍扣上“反党”、“反毛泽东思想”、“修正主义者”一大堆帽子，杨本人也被撤职查办。1966年11月5日，康生回顾这段历史时，不无得意的说：“1964年‘合二而一’的斗争，这个问题更加公开化了。开始好象是学术斗争，我们有意识地搞一下，是引起大家讲话。以后点了杨献珍的名，提到政治方面了，这个斗争一来，杨献珍就垮了”215。

社会主义的曲折与社会科学的误区（5）

康生的“不学有术”，在学术界掀起一股极其恶劣的“学阀作风”，他完全违背了实事求是、依据事实进行分析，以平等态度待人，以理服人，对事不对人等，有关开展学术争论的科学态度和科学作法，而是凭主观意志，强加于人；攻其一点，不计其余；望文生义，断章取义；以引用经典个别字句代替事实的分析，甚至采取移花接木，上挂下连，无中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