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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某一天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早就忘光了。然而，一旦我们成为受众的时候，又希望别人跟我们描述一件事的时候能够有丰富的细节、生动的景象，最好有身临其境的效果。

喂，兄弟，两个月前你自己的细节和景象都记不清了，你叫人家写历史书的人怎么知道？那可是说别人的往事啊！于是，让人觉得精彩的历史故事，常常是虚实参半，夹杂了作者自己的想象，而枯燥乏味、语焉不详的历史记载倒很可能是尽其可能做到了真实，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一般人都喜欢生动形象的描述，因为把读者奉为上帝，史实的记载常常会出现小说化的手段，在这一点上，文学和历史走得如此接近，以至于人们不假思索地把一句话挂在嘴上：文史不分家。我们接下来要说的事件便是一个鲜活的例子。月黑风高之夜，一个刺客爬上了屋顶，看到了他的猎物，随后把自己变成了一具尸体——为什么会这样？他老人家受了什么刺激？除了那个死去的刺客，绝不会有第二个人确知。所以，钱钟书先生说，《左传》里记载的刺客在房顶上的思想斗争“盖非记言也，乃代言也，如后世小说，剧本中之对话独白也。左氏设身处地，依傍性格身份，假之喉舌，想当然耳”。这个刺客的故事接下来会说到，按下不表。

如果仅仅是为了让事件的因果完整、过程详尽，这样的添油加醋并没有很大的妨碍，即便是生活中普通的闲聊，无论说的人还是听的人，都有一定的“兼容性”，对于一些主观想象、故意吹牛都有着心照不宣的默契，不会产生很大的误解，也没必要较真。可历史不是生活式的闲聊，历史文献多半是关于政治、军事斗争或经济、制度建设的，历史书的读者中很多人却是没有这些高端事务的处置经验的，如果再没有足够的想象力来加以弥补，那就难免产生各种郢书燕说的效果。

说到这里，关于历史故事的基本概念已经呈现：

一、不要去过分辨析真假。凡是故事，总有假，勉强能算得上全真的都是枯燥的流水账（即便有些“实录”都被某些别有用心的权力人物改动过）。

二、假的也会变成真的。很多故事只此一家别无分号，左丘明这么写、司马迁这么说就是铁证如山了，此后两千年人们都坚信这是曾经发生过的真事，直到有一天，人类突破了三维空间，穿越时空，回到那个时候，才哭笑不得地发现原来这事情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但在此之前，大多数人深信不疑的内容才是足具王道的真实。

《赵氏孤儿》人物志（2）

三、假的也有其不同的意义。假的并不总是可恶的，因为人的追求是多元的。对于一个事件，进行情节、细节上的造假往往是为了更加准确、具体地反映社会的、心理的背景。如果这个事件是相对比较遥远的，那么有的叙述者会用它来反映他自己所处的时代的背景（也包括那些时代差别不明显的人类共同特征，即所谓“人性”），有的叙述者会用它来反映事件所处的时代背景。前者我们称之为文学家，后者我们称之为史学家。

《赵氏孤儿》的事件从发生到一再被加工转述，其经历可谓一波三折。今天，我们所知的这个孤儿事件已经是过了两千年的时间，历经很多人的转述和创作，是一个多层叠加的成果。对于学者来说，它是一个很好的范本，对史学、文学、社会学都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现在，我们不着急向专家的方向进发，先搞明白这个事件到底是怎样一个来龙去脉。

公孙杵臼　/　程婴：义士和善报

在早期的具有权威性的文字记载中，这两个人出现在《史记·赵世家》，同时，比司马迁稍晚的刘向也提到过。当然，他们都出现在戏剧版的孤儿事件中。两千多年后，我们没法判断《史记》中的故事到底由司马迁本人杜撰了多少，又由不知名的民间人士创造了多少。至于这两个人物，或许实有其人吧，但当时赵盾的门客中究竟是否有一个叫程婴，有一个叫公孙杵臼，这问题已经很不重要了。

唐代的地方志《元和郡县志》记载，二人的墓在太平县（今襄汾县古城镇，不是安徽的那个太平县）南二十一里、邯郸县西十五里各有一处。中国人很注重养生送死，所以，如果大多数人和你有感情，你是一定会有墓和祠堂的。而墓的主人，常常未必是真实存在过的人，有的只是一个符号。女娲墓、黄帝陵下面埋的究竟是什么已经很可疑了，而福建顺昌县居然有孙悟空墓，安徽颍上县有何仙姑墓……没的说，人类自古就有丰富的八卦精神。

老百姓造墓，多半出于自娱自乐的动机，当然，这墓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