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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下的调整，无论苏联还是美国，

都不可能对他感到满意，他的下台在所难免。

尽管如此，德国人还是给了阿登纳以重要的历史地位。他们把联邦议会

大厦称为“阿登纳大厦”，把阿登纳的巨幅画像悬挂在其中醒目的位置，并

给了他“联邦德国之父”的崇高荣誉。这在战后德国是首屈一指的。人们把

阿登纳同缔造德意志的另一位伟人冯·奥托·俾斯麦作对比，认为他们都为

德意志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础。对这两位伟人作一番比较，就会清

楚地看到，虽是同一目标，但阿登纳与俾斯麦的做法完全不同。

第一，俾斯麦走的是一条军事大国的道路，他是以“铁和血”的武力战

争来作为实现德国外交目标手段的。二战后德国实行非军事化，被盟国彻底

解除了武装，军事武力之路显然是不可行也不可取。阿登纳选择的是以经济

立国之路，他通过推动经济发展、增强国家经济实力来提高联邦德国的国际

地位，并努力以经济来扩大其政治影响力。阿登纳借助美国支持与欧洲联合，

利用联合欧洲所扩大的共同市场，也捕捉住经济发展的有利时机。结果，他

成功了。他的经济专家们在他创造的有利外部环境中，创造出了联邦德国的

经济奇迹，使它成了“经济巨人”。经济发展之路的选择，使联邦德国完全

摆脱了它作为战败国所受的政治军事限制。阿登纳时代打下的经济基础，大

大增强了联邦德国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和在国际舞台上发言的份量。正如西德

财政部长施特劳斯所谓“今日之经济力量取代了德皇凯泽时期的步兵师团”，

在全球经济联系与相互依赖性日益增强，经济实力越来越成为衡量综合国力

的重要标准的战后时代，经济实力奠定联邦德国的大国基础。

第二，俾斯麦善于在东西欧之间搞平衡，他执行的是同时面向东西欧双

方的政策；而阿登纳的外交政策则是不折不扣的向西方一边倒。这也是俾斯

麦与阿登纳不同的。一边倒却是阿登纳从冷战国际关系现状中得出的结论，

也是阿登纳要从根本上打破德国“中欧地位”传统，结束德国在东西方之间

荡秋千命运的现实选择。阿登纳认为，这种“荡秋千”导致了德国的邻国对

德国地缘政治地位的恐惧，只有从根本上消除这种恐惧，才能使邻国不再对

德国的发展设置障碍。可以说，俾斯麦的两面外交是以一种实力地位为基础

的，而阿登纳的一边倒是在追求一种实力地位；俾斯麦政治军事实力后盾给

德国的邻国以巨大的威胁，而阿登纳经济立国却努力寻求与西方盟国共命运

和平共处。结束德国“中欧地位”，对战后联邦德国的和平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

第三，阿登纳否定了自中世纪以来就发展起来的具有强烈军事扩张色彩

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这与俾斯麦强调发扬提倡“将个人失意转变为与国家、

集体共命运”的德国式民族主义也完全不同。阿登纳将德意志的民族主义要

求巧妙地隐藏在宗教感情之下，大讲基督教伦理道德原则和自由平等的精

神，要求德国人认同于西方，摈弃已被希特勒纳粹搞得声名狼藉的德意志民

族主义，以一种信奉“欧洲主义”的“欧洲人”新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俾

斯麦帝国有着穷兵黩武、军事扩张的民族主义色彩，而阿登纳德国则极力避

免使用德意志民族主义的措辞，注意树立“朋友和邻居”以及“好的欧洲人”

形象，使战后联邦德国改变了世人对德国人长期形成的印象。

战后德日发展的相似性，也使得人们禁不住把阿登纳与战后日本的奠基

者吉田茂作比较。许多人认为阿登纳为联邦德国、吉田为日本确立的经济立

国的发展战略是异曲同工。人们看到这两个人在许多方面有着相似的经历。

比如他们同是保守派政治家，同是帝国时代出身的跨世纪老人，在执掌国家

大权之前，他们都有着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并且，在确立兴国大计时，这

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