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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怀凄恻，悲怨情深，充满感伤身世、眷恋故乡的情感。

北宋继承唐代教育制度，也特设童子科，作为考试科目之一，又称“童子举”。《宋史…选举志一》载：“宋之科目……常选之外，又有制科，有童子举。”童子科年龄限在15岁以下，科考的主要内容即是背诵经书。要获得神童称号，应试者必须至少将《周易》、《尚书》、《毛诗》、《周礼》、《礼记》、《论语》、《孟子》等“七经”约28万字的儒家经典熟读成诵，其中《毛诗》39000余字。《宋史…选举志二》载：“凡童十五岁以下，能通经作诗赋，州升诸朝，而天子亲试之。其命官、免举无常格。”“本朝童子以文称者，杨亿、宋绶、晏殊、李淑，后皆为贤宰相、名侍从。”

杨亿（974—1021）是北宋初期以早慧知名的诗人，从小就受到较好的教育。《宋史…杨亿传》载：“（杨亿）能言，母以小经口授，随即成诵。七岁，能属文，对客谈论，有老成风。雍熙初，年十一，太宗闻其名，诏江南转运使张去华就试词艺，送阙下。连三日得对，试诗赋五篇，下笔立成。太宗深加赏异，命内侍都知王仁睿送至中书，又赋诗一章，宰相惊其俊异，削章为贺。……即授秘书省正字，特赐袍笏。俄丁外艰，服除，会从祖徽之知许州，亿往依焉。务学，昼夜不息”。“亿天性颖悟，自幼及终，不离翰墨。文格雄健，才思敏捷，略不凝滞，对客谈笑，挥翰不辍。精密有规裁，善细字起草，一幅数千言，不加点窜，当时学者，翕然宗之。”宋真宗时期，以杨亿、刘筠、钱惟演为首的馆阁诗人效仿李商隐的诗风，大量写作雕琢用典、铺陈词藻、属对精工、深婉绮丽的诗篇，彼此唱和应酬。杨亿把这些诗作编为《西昆酬唱集》后，这种被称为“西昆体”的诗风进一步在社会中盛行，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说：“自《西昆集》出，时人争效之，诗体一变。”

宋绶（991—1041）是北宋文学家、书法家，自幼就受到良好教育，其外祖父杨徽之是宋初名儒，其母杨氏也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宋史…宋绶传》载：“绶幼聪警，额有奇骨，为外祖杨徽之所器爱。徽之无子，家藏书悉与绶。绶母亦知书，每躬自训教，以故博通经史百家，文章为一时所尚。”他曾辑录《岁时杂咏》共二十卷，收汉魏至隋唐诗1500余首。

宋代的士大夫在政治上和学术上都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十分重视诗文的政治教化功能，“文以载道”的思想在宋代文坛上占据着统治地位。经过先后三次兴学后，官学、私学、书院等三类学校的学科门类增多，课程内容也更加丰富实用。由于统治者对文化的重视和对文人的优待，大批知识分子人除了一部分“学而优则仕”外，教授私学成为他们的谋生方式，因此，宋代的私学更加兴盛和普及，而私学往往集中于蒙学阶段。与前代相比，宋代的蒙学教育更加发达，当时的小学、乡学、村学、义学、家塾等十分普遍。宋代蒙学有较完备的蒙学教材体系，包括《千字文》、《蒙求》、《百家姓》、《十七史蒙求》、《神童诗》等。其中，《百家姓》、《神童诗》是北宋时期出现的两种对后世影响极其深远的蒙学读本。蒙学诗歌教材中最著名的是《神童诗》。《百家姓》在形式上具备了诗歌的特点，可以看作是诗歌类教材。

北宋初年问世的《百家姓》是我国流行时间较长、流传范围很广的一种蒙学识字教材，它将约500个常用姓氏编成四字一句的韵文，形式上很像一首四言诗，基本上包括了当时的常用汉字。虽然其内容缺乏文理，但编排合理，句式整齐，隔句押韵，读来顺口，易学好记。如：“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诸卫，蒋沈韩杨；朱秦尤许，何吕施张；孔曹严华，金魏陶姜；戚谢邹喻，柏水窦章；云苏潘葛，奚范彭郎……”据南宋学者王明清考证，《百家姓》的作者是钱塘（杭州）的一个儒生，前几个姓氏的排列大有讲究，如赵是指赵宋，既然是国君的姓，理应为首；其次是钱姓，钱是五代十国中吴越国王的姓氏；孙为当时吴越国王钱俶的正妃之姓；李为南唐国王李氏等等。《百家姓》的成书和普及要早于《三字经》。《百家姓》与《千字文》、《三字经》相配合，成为我国古代蒙学中的固定教材，影响深远，至今仍在流传。明代有《皇明百家姓》，清代有《御制百家姓》，但都流传不远。

《十七史蒙求》的作者是北宋时期名扬江淮地区的著名诗人王令。王令（1032—1059）字逢源，原籍元城（今河北大名）；5岁丧父母，随其叔祖居广陵（今江苏扬州），刻苦读书。十七岁就自立门户，在天长、高邮等地以做私塾先生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