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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的口号，大众全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命运会就此改变。”好像大众对什么是自己的利益全然没有判断能力，必须依靠他这样的精英来指导。连他所运用的“打着弥补市场缺陷的口号”这样的句式，也是从“打着人民的旗号反人民”这种*式的语言中化出来的。

在这里，吴敬琏公然诬蔑弱势群体，暗示低收入阶层正在和“既得利益”集团形成一个反改革的联盟。茅于轼则干脆打起“保护富人”的旗帜，称中国现在的财富都是富人创造的，工人农民都不算数，睁眼不看中国的经济起飞主要是制造业廉价劳工的竞争优势所致的事实。这等于为剥夺普通百姓对自己创造的财富的所有权打下了理论基础。于是，声言不给穷人盖房的任志强成了“最关心群众”的人。我们似乎只能回到计划经济时代，要靠“关心群众”的领导来改善我们的生活。你不同意这一点，就是“不明真相”，就是“少数人造谣煽动”。总之，这些主流派自由知识分子已经构成了一个保卫富人联盟，并对野蛮拆迁、不按市场价值给予经济补偿的经济掠夺表示了公开的支持。当掠夺起家可以被这样正当化时，当剥夺普通百姓的所有权也成了市场规则时，针对这种掠夺而产生的“仇富”情绪就有了坚实的理由。我们必须对这样的不义之财说“不”。如果听任这些人把持话语权力，那么权钱和知识三位一体的“右翼专制主义”就可能崛起。政府就无法从社会领域退出，而是把自己的权力向社会拍卖。个人的权利也无法得到保障。这也是我站出来和他们辩论的基本理由。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不可否认的成就。批判这些人不是要抹杀这些成就，也不是贬低他们过去的业绩。但是，中国是个走向未来的国家。中国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没有政治体制的改革，经济体制的改革不仅无法深入，而且其果实也无法长久保持。要知道，所谓限制国家的权力、政府从社会经济领域逐渐退出、给个人更多的权利、给社会更大的自由等等，都更多地属于政治改革的范畴。国家在本质上是要扩张而非限制自己的权力，政府也不会那么情愿从社会经济领域自动退出。限制国家权力，让政府从社会经济领域退出，最根本的办法是培育个人的权利，培养草根社会的力量。而这一过程是很难设计的，只能走一步看一步，抓住一切机会，培育草根社会、让普通百姓发出更大的声音。这也是我和这些主流的自由派精英的本质不同：我一直为“网络民意”等等草根社会的声音而欢呼，即使在这一过程中泥沙俱下，甚至我个人也要顶着网络上的语言暴力。而他们则对这种声音充满了恐惧，视之为“不是民意”、“非理性”，似乎普通人永远是“不明真相”的。许多主流经济学家甚至私下开始讨论：*的“交易成本”太大，还是绕开为好。对我来说，这是对中国之长治久安的最大威胁之一。

我不是左派。即使是那些主流们，也无法把我描述成左派。我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大学毕业的人。但是，我的立场，已经很难用八十年代的词汇来界定。在我看来，这是一种进步。中国的改革，需要走出八十年代的自由主义。这，也是本书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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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右翼专制主义的崛起

最近的中国，有一股右翼专制主义的思潮正在崛起。这种思潮的危险在于，它的倡导者常常是过去的自由派人士，对抱有自由主义价值的人有相当的迷惑性。我们如果对之丧失警惕，使之占领我们的体制，中国现代化的转型就又添一番曲折。

这种右翼专制主义的思想，在一些主流经济学家的言论中已经体现得非常清楚。比如他们几乎一致排斥老百姓对改革的参与，对网上民意充满了恐惧。从张维迎的“正确的观点不用投票”，到樊纲的“网民不代表民意”，他们想方设法地阻止而不是鼓励老百姓的政治参与，把老百姓的心声妖魔化为“非理性”。《经济观察报》干脆把那些“希望把争论扩大到全社会，进而影响政府决策”的人归之为“反改革势力”，暗示改革只是一小部分人的特权。

话说得最明白的，当属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他公开提出发展中国家*要缓行，对法治“不能神话”。他不希望老百姓参与关系到自己切身利益的公共讨论，要回到“不争论”的时代，甚至反对公开利益集团的冲突，构想着一个没有任何透明性的社会。他还具体地指责媒体不负责任，搬出所谓的美国模式，认为由几个大财团集中控制的媒体才是负责的，暗示对媒体要加强集中管理。他甚至耸人听闻地声称，现在网上对主流经济学家的一些攻击在美国已经构成了诽谤罪。

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