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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其特征就是不能按一个良民的标准来约束自己的行为。本质上则像是有待戳破的可怜虫的美梦。辜鸿铭在《中国人的精神》中探讨着国人的礼仪制度和精神方式，摆出为国粹做辩护士的滔滔气势。他说：希伯来文明曾授予过欧洲人以〃义〃的知识，但没有授予〃礼〃，希腊文明曾给过欧洲人以〃礼〃的知识，但未兼及〃义〃，而中国文明，其教化是〃义〃〃礼〃并重的。欧洲人以犹太教的《圣经》为蓝本，建立了他们现代的欧洲文明、这部《圣经》教导欧洲人要热爱正义，要做一个真正的人，要行得正。而中国的四书五经……孔子为拯救中华民族而设计的文明蓝图，虽然也这样教导我们中国人，但它还补充了一句：〃要识礼。〃简而言之，欧洲宗教要人们〃做一个好人〃；而中国的宗教则要人们〃做一个识礼的好人〃；基督教叫人〃爱人〃；而孔子则叫人〃爱之以礼〃。

“精于别国方言，邃于西学西政”（3）

他对西方文明有着深刻的认识，在思想上对西洋物质文明有所批判，并且认为西方民族的富强是由于战争和掠夺，所谓西洋〃文明〃，流弊无穷，他说，现在的欧洲，人们拥有一种满足心灵而不是头脑需求的宗教；有一种满足头需要而忽视心灵渴望的哲学。而中国的儒学不是宗教却能代替宗教，因此，其中必定存在像宗教那样能给众生以安生感和永恒感的东西。因此，西方应当吸取中国文明的优点，用以补救。

一个在英国语言和文化下长大的中国人，成年后蓦然回首发现了中国文化的精神。在《春秋大义》中他说，最好的文明不是能制造马力大的机器，而是能培养出最优秀的人……温良恭谦的君子。他还说：〃当今人们爱奢谈什么追求自由，可我敢说，要获得自由，真正的自由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循规蹈矩，即学会适当地约束自己。看看革命前的中国吧……那里没有教士，没有警察，没有市政税和所得税，总之，没有这类使欧美人民苦不欲生的东西。〃在他看来，那些接受了〃西方文化标准〃的中国人更是不肖，他们学会了背叛。

这些人从欧美人那里，从欧美群氓那里，学会了怎样*不羁，怎样不按一个良民的标准来约束自己的行为，从而变成了一群乌合之众。在北京，他们成为一群被英国外交官和海关税务司怂恿、纵容和推崇的乌合之众。①他指出，在欧洲，对物质力的迷信进而崇拜暴力，而对上帝的敬畏之心早已荡然无存。他提醒人类告别动物的蛮荒。他提到，剑桥的迪金森（Lowes　Dickinson，1862…1932）教授的一篇题为〃战争和战争的出路〃的文章说，要〃招进群氓〃，由此将为欧洲带来革命和混乱……一场更大的灾难。他进一步认定：〃今天欧洲文明的基本谬误，正根源于对人性的错误认识，即根源于人性本恶的观念。因为这种错误的观念，欧洲的整个社会结构总要依赖于武力来维系。〃在他看来，〃压在欧洲人民身上的便不是如此多的战争，而是不断地武装自己的需要，一种必须利用物质力量来保护他们自己的绝对的需要〃。与之绝然不同，〃在中国，战争是一种意外事故（accident）……我们中国人是会打仗的，但是我们并不生活在战争的渴望之中〃。其中更为深刻的原因是：〃在中国，每一个个体之所以不感到有用物质力量保护自己的必要，是因为他确信公理和正义被公认为一种高于物质力的力量，而道德责任则被公认为一种必须服从的东西。〃完全是率性而为，1885　年前后，辜鸿铭在折回香港的船上，曾舌战几位肆意诋毁中国的洋鬼子，为同船的广州候补知府杨玉书所引为奇遇，乃向两广总督张之洞引荐。于是，他进入了晚清重臣张之洞幕府之中，被委为洋文案，办理邦交诸务。

“精于别国方言，邃于西学西政”（4）

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诱因，他说：正是我们自身的自私与怯懦导致了今日世界上的群氓与群氓崇拜。这是因为，自私使我们见利忘义，而怯懦则使我们不敢单个地去反抗群氓。

人们往往认为今日世界的主要敌人和危险是德国军国主义，我则以为它们恰恰是我们自身的自私与怯懦，这二者结合，从而产生了商业主义。这种商业主义精神笼罩世界各地，尤以英美为最，它构成了当今世界的大敌。所以我认为，今日世界真正的、最大的敌人是体现在我们身上的商业主义精神，而不是普鲁士德国的军国主义。①

在他的认识中，以自私与怯懦为特征的〃商业主义〃，差不多是大不列颠为代表的〃群氓〃品性的精神根源。按照他的逻辑，由于不懂〃礼〃而喜欢仰仗实力的商业主义精神，因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