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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巧，打个招呼？这种事是算计得到的吗？变起仓促，定夺不过须臾之间，全是太后自己的主意，我还不一样不知所措！您说这招呼怎么打法？”

既有道理，司马光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

富弼自己，除了生闷气，更不能说什么了。但很快，他终于有了一个出气的机会。

英宗亲政，又要论功行赏，两府的八位大臣，连富弼在内，人人有份，全都要加官晋爵。韩琦、曾公亮、欧阳修等几个诚惶诚恐，都不敢接受：别的不说，去年四月太后垂帘，他们刚加的官爵，不过一年多又要升赏，谁都怕惹个盈则亏、满则溢的无妄之祸。可英宗硬是坐镇延和殿，等着几位进殿叩谢，韩琦、曾公亮、欧阳修等拗不过，只好上殿谢恩了。英宗特别礼遇，又是赐坐，又是赐茶，几位自然更是感戴不尽了！富弼却根本不去领这个情！一等韩琦他们谢过恩，他就上书数落开了。

话，当然还是先从自己说起。立嗣、继承大统，我在守丧，没有点滴功德可言。朝廷也知道自己无功，可中枢七个人都有赏，唯独落下自己一个，好像说不过去，便提起自己早年为相时有过立嗣的建议，也算一功。可那时仁宗根本就不提这件事，与立圣上更风马牛不相及，显然是草诏学士张冠李戴。韩琦他们才是真正的有功之臣，自己决不敢与他们一起受赏。

由此往下，出气的曲笔就渐渐出来了。

自己即使有功，也微不足道。真正对皇上有大恩大德的是太后。从立嗣到辅政，到还政，哪一桩不是太后神明独断，日夜操劳，才臻于成功？结论只有一个：一切都是皇太后的赋予，与臣子了无干系。既然如此，圣上真正感恩报答的只能是太后，而不是别的任何人。可皇上不但不报答太后，反而因为垂帘时的一些龃龉心有不满，合了《诗经？谷风》所说，是所谓“忘我大德，思我小怨”。而忘了太后的天地大恩，却来赏赐微臣这样的丝发微劳，更是完全颠倒错位了。陛下应该重新颠倒本末，将力量放到如何报答孝顺太后身上，再不要只顾着恩赏臣子了！圣上只有推行仁孝，才能德化天下，达到大治。光靠金钱爵位感动人心，那力量是非常有限的。说得很堂皇，作比的也始终只是自家，那弦外之音，当然包括所有无功受赏的大臣。对同僚无能为力，却可以通过教训圣上的皇皇谠论来曲笔出气，这专制王朝的出气通道，也真别具一格呢！

前几章，朝廷没理睬。富弼又奏了几本，朝廷只好下诏勉慰。富弼原不过为出气，气既然出了，朝廷又给了面子，还能不见好就收吗？接受封赏，不辞了。可心里到底不踏实，恰好腿上有点不大方便，又借着清明打柳枝，请假在家养病，只挂职，不上班了。后来到底请调外出，带着使相衔去判河阳。因为心有余悸，临走还特别恳求英宗，说自己一向谨小慎微，可仍然免不了得罪小人，常常遭到诬陷；眼下离京远任，不在皇上身边，万一仍有小人离间君臣，谗言陷害，请皇上务必辨明是非，包容保护！英宗也笑着答应了。

英宗位子已稳，尊严与自信又渐次恢复，终于开始清理门户了。

第一个倒霉蛋，便是三司使蔡襄蔡君谟。蔡襄书法端严温厚，平和蕴藉，号称大宋第一。可他的官运，却远没有他的书法亨通，行远流长。他不是因为《四贤一不肖诗》，搭上庆历新政这条船的吗？他的命运，从此也就与庆历一般闻人息息相关了。范仲淹他们被贬的时候，他不就主动请求去老家福州做了知州吗？到富弼、韩琦、欧阳修们进入中枢，朝廷成了庆历闻人们的天下，蔡襄也渐成气候，一直做到翰林学士、三司使。仁宗的丧事，大体都是蔡襄勉力应付的。三司早已捉襟见肘，即使有内藏库拨款补助，也还是力不从心。仁宗永昭陵的费用，算来算去，到底比原计划还是少拨了一半。这样当家，要不怨声载道，反倒怪了！他的倒霉，大体也即与此有关。

还在太后刚垂帘听政的时候，她就曾当着两府大臣的面，拉家常似的说道：“先帝立皇子的时候，看见十三团练，就想起自家夭折的几个王子，心里特伤心，一时间就乱了方寸了。周围的侍妾宦官便趁机拨弄是非，说些对当今圣上不利的话，弄得圣上一时非常被动。他们这些人无知无识，乱说乱道原不奇怪。奇怪的是亲近大臣，知名人士，也有那么一两位上书说圣上的坏话！奏章就搁在先帝的病榻上。幸好叫哀家看见了，哀家已经收起来了。”

究竟是谁，太后却没明说。谁也不敢问她。从此，这就成了一个哑谜，也成了英宗心里的一个疙瘩。也有人猜测，根本就没有那一两个人，太后不过故弄玄虚，要挟中枢大臣跟着她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