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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大印，实权并没有根本差别，不过名分上略有高低而已。富弼既空出上相的位子，仁宗也就让韩琦补了昭文馆大学士与监修国史，成为名副其实的首席丞相。他的次相位子，则由正做枢密使的曾公亮补了。做枢密副使的欧阳修，则升了参知政事。

既然首相、次相差别不大，不过是个虚名，不是也可以不去计较吗？吕诲真这么劝过韩琦：“相公，富大人脱了孝服，朝廷少不得还要物归原主。您干吗不辞了昭文馆大学士，留着等他回来呢？”

也不清楚这吕诲究竟是怎么想的？知道韩琦与富弼不和，有那么一点调和羹鼎的意思？或者，只是一般忠厚人的想头，劝韩琦不求虚利，好邀实名？不大好说。

好歹，韩琦根本不想清楚，他压根儿就不想这么做！他那话也说得特直白：“您说什么傻话！这种位子，还能长期保留？等富大人脱了孝服，连我韩琦没准都不知道去了哪儿，还昭文馆大学士呢！我要是辞了昭文馆大学士留给富大人，人家不会说我想当一辈子丞相？我怎么向皇上交代？”

他这话也可以理解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能得就得了吧！谁知道明天会怎么样？吕诲这次倒没有那么刻薄，只想他说的也是实情：确实，什么都没有大宋朝丞相换得快。光仁宗手里，就换过几十个丞相了。那位子就是要留，也真没法儿留！

富弼呢？一得到消息，当时就骂开了：“哼，原来在这儿等着呢！想做首相，明说呵，干吗这么玩阴的！”

有这一招，两下里的过节，还能不越闹越大吗？

到富弼起复上班，仁宗已经薨逝，英宗坐了皇位。首相、次相既都有人，富弼虽然保留礼部尚书、平章事不变，却不能进中书实做丞相，只能到枢密院做枢密使了。这东西两府首脑，级品虽然大致一样，可职权就差了去了。东府，也就是中书哪，一切统管；西府，也就是枢密院哪，只能专管军事。原先中书是不管军事的。庆历打仗，还是由富弼建议，让中书也管了军事。既然这样，东府让西府予闻政事，就是一种情分，一种恩赐了。照理，他们完全可以不叫西府知道军事以外的任何事情。做首相的韩琦，恰恰又是那种不喜欢别人掺和的人。许多事情，只要与枢密院无关，他基本上不叫枢密院予闻。原先无事不知，无事不管的富弼，一进枢密院，就陡然聋了耳朵，瞎了眼睛，百事不知，那日子能轻松吗？

他在西府大厅，对同僚大光其火：“岂有此理！我也做过宰相，哪里见过这样处事的！我在中书，什么都不瞒枢密院，总是找枢密使们商量。你们里面该有枢密院的老人？你们说说，我这话是不是假话？”

枢密院的官员，不管是不是老人，差不多都答道：“这是我们亲历的事情，那还能有假！”

“瞧瞧现在，都成什么了？枢密院都快成聋子耳朵了，什么都对我们封锁！我们还知道什么？而且，我还挂着丞相的名呢！”富弼继续发着牢骚。

大家又都不平道：“太不像话，哪有这样的！”

可人家就是不开口子，你有什么辙！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韩琦叫太后撤下帘子，还了政。

那天韩琦引着两府大臣到内东门小殿见太后，请大家说项让他辞职外调，富弼也在场。可结果却石破天惊，不是韩琦外调，而是太后撤帘！富弼又惊又气，冷汗都下来了！

太后与英宗不和，除了向韩琦，也曾当面向富弼诉过苦，一把鼻涕一把泪，话更说得痛彻心腑：“富大人，死了丈夫的寡妇，没地方说理呵！”身为垂帘太后，却如此伤心无奈，富弼少不得有些同情她；尽管无能为力，在不同场合，他也没少为太后说过话。

自己的这种立场，谁都知道，韩琦能不知道？既知道，撤帘却不与我商量，甚至连个招呼也不打，这是防我，将我完全当成对立面了！我因为守丧，立嗣、接位的事都没参与，与皇上那边已经生疏，还经得住他再这么往死里推我吗？他越想越生气、害怕，话也就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了：“这是灭门的勾当！这种事都瞒得水泄不通，这朝廷还有我富弼立足的地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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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五十三回（3）

司马光一向与富弼走得近，自然要替他不平。逮着机会，便责问韩琦：“相公，别的事不叫富大人周知，或者倒也罢了。这么天大的事儿，相公不与富大人商量，怎么连招呼也不打一下？弄得他不知所措，不仅尴尬，还觉着险恶！”

韩琦一脸的无可奈何：“啊呀，我的司马大人！您现在说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