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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宝桢根本就不吃他这一套，在未知请来的朝旨内容的情况下，“欲先论杀之”。结果被一地方官极力劝止，后朝旨到，“乃以八月丙午夜，弃安德海于市，支党死者二十余人。”从以上的记叙看，这一事件相当曲折回环、惊心动魄。安德海和丁宝桢两人，一个是朝廷代表，一个是地方大员，三番五次地在“死”与“活”中穿梭，但终归的结果是，――安德海死了，并且死得很惨。这似乎是一个象征：在地方官员权力日炽的现状下，即使是钦差的“命”，朝廷也难以保住。――朝廷的弱势地位由此可想而知。

在这一事情上，值得玩味的是朝廷和地方官员各自不同的心态。听说丁宝桢杀了安德海，时任湖广总督的李鸿章是兴奋莫名，连声称羡：“稚璜（丁宝桢）成名矣！”当时的地方官领袖曾国藩更是激动异常，说：“吾目疾已数月，闻是事，积翳为之一开。稚璜，豪杰士也！”地方官们意气风发的语句，展示了他们对朝廷的态度。而朝廷的做法是什么呢？廷议给安德海所列的罪名是“太监不得出都门，擅出者死无赦”。事实上，安德海是奉皇太后（慈禧）的命令去广东办事情的，压根儿就没有“擅出”。朝廷之所以给他罗织这个罪名，实则是惧于地方官员的“威力”，不得不从之罢了。

地方官员“威力”的积累和朝廷势力的衰弱，一般是由于战争（如太平天国）的原因。当战争发生，朝廷无力对抗，地方官员乘势而起，在维护朝廷命运的同时，自己也增长了力量。而朝廷要倚重地方官员对付反抗者，不得不对其顺之从之，时光一长，这种态势便成为固定模式，没有办法扭转。有清一代，自曾国藩、胡林翼时起，“各省自司道府以下，罔不惟督抚令是听”，朝廷的意旨，倒反而显得疏远了。由此，地方官员的声势也就越来越大。不管是人事权、财经权，还是其他一些原本属朝廷直管的事情，都由地方官“代管”了。地方官权力日大，态度便愈蹇慢。《光绪朝东华录》载：“外省督抚监司，玩法任性，骄蹇如故。其被劾（弹劾）来京，稍不如愿，即中途托病，罕有至者。”朝廷的控制力在这样情境下丧失殆尽，一点威慑力都没有了。对此，光绪帝也只能在诏书中不断地慨叹：“朝廷以股肱耳目相寄，而诸臣以因循欺饰相报，受恩深重者何忍出此！”言语间，透露的是一种毫无办法的愤怒和悲凉。可有什么用呢？

在封建体制下，中央不能集权，地方权力过大，往往是涣散的象征。清朝从曾国藩时期的中兴始，没有持续多久就又陷入困局。――对于当时的情形来说，当“胳膊扭过了大腿”的时候，也许并不是什么好事。

莫道儒者不刻薄

莫道儒者不刻薄

在日常生活里，我们形容某个文化人时，常会说一个词──“知书达礼”。应该说，这确实是对我们平日生活经验的一种概括，从总体上来说，读书在某种程度可以让人深刻、让人宽容、让人富有内涵。可这也并不是绝对的。知书未必就能达礼。就连蒲松龄、纪晓岚这样的受过儒家正统教育的知识分子，对一些同类的讽刺看上去是那么地不遗余力，这翻翻《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就知道了，他们的刻薄俏皮丝毫未让市井小儿。

蒲松龄喜借狐鬼的聪慧来反衬某些知识分子的愚笨。他的《狐联》描述有个焦姓书生在园中读书，半夜时分，两位美女婀娜前来，一位十七八岁，一位十四五岁，“颜色双绝”。焦生倒是正人君子，对于两位狐仙的*，“正色拒之”。两女无奈，“知不可动”，只好在文字上取胜场，于是说：“你是名士，我有一个上联，请你对下联，这上联是：戊戌同体，腹中止欠一点。”焦生凝思半天，想不出来，美女嘲笑道：“名士就是这样的吗？我替你对吧：己巳连踪，足下何不双挑。”一笑而去。这副对联，工整乖巧，既是讽嘲，又含引诱，意涵甚深，也相当委婉地表达了蒲松龄老先生对当时知识分子的揶揄─名士不过如此嘛。《司文郎》是蒲先生的另一佳构，刻薄中泛着一点苦涩。故事说，有一个盲和尚，天生有种特异功能，只要把文章烧给他闻，他就能知道好坏。有个余杭书生，为了验证和尚的功力，先是将一些名家的文章烧给他闻，和尚马上叹道：“妙哉！”于是又焚了自己的文章给他闻，那和尚闻了，不断咳嗽，赶紧求饶：“这么差的文章，不要再让我闻了。实在是受不了啦，如果再烧的话，我只有呕吐了。”可叫人大跌眼镜的是，余杭生竟得高中。这故事表面是在讽刺读书人，实际上把矛头指向了当时的社会评价机制。虽谓刻薄，却富深长韵味。

蒲松龄之后，谈狐说鬼者渐多，但讲得有彩头的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