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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他评价人才不拘一格。“凡有一技之长者，……断不可轻视”。每到一地，他都是极力寻访延揽“一技之长者”。他手下的优秀人才，或聘自诸生，或拔自陇亩，或招自营武，真可谓“英雄不问出身”，有才即能为我所用。曾公的用人，却并非见之就用，而是多能用其所长。有胆气者令其领兵打仗，谨慎者用其筹办粮饷，有文字功底者让其办文案，学问深厚者校勘书籍。梳理一下曾国藩麾下的人才，即可看出他的“量才器使”的眼光。在曾氏幕府工作过的谋略人才有郭嵩焘、李鸿章、薛福成等，军事人才水上有彭玉麟、陆上有李元度等，吏治人才有李宗羡、赵烈文等，文教人才有俞樾、吴汝纶，制造人才有李善兰、容闳等，这些人，都是在某一方面有突出成就者，堪称一时之人杰。

人才不是天生的。曾国藩深知这一点，故而他十分重视人才的培养。“天下无现成之人才，亦无生知之卓识，大抵皆由勉强磨炼而出耳”。最有名的例子是曾氏对李鸿章的培养。《清史稿》为李鸿章立传，中有“从曾国藩游，讲求经世之学”，“从国藩于江西”的叙述。曾国藩对李鸿章的教诲极尽心思。为了打磨李鸿章这个少年得志的富家子弟的锐气和棱角，在李鸿章去江西九江投奔他的时候，曾氏对他很是冷淡，甚至“拒收”，给心高气傲的李鸿章一个“下马威”。曾氏在军中极讲规矩，每天定时吃饭，李鸿章散漫惯了，经常不能按时赶到，特别是早饭很难按时去吃，曾国藩大动肝火，当着所有幕僚的面大声训斥，吓得李鸿章心里打鼓，从此小心谨慎。对于李鸿章的文书处理能力和其他优点，曾氏注意褒奖和鼓励，认为李天资过人，必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正是这种日常生活中的言传身教，使李鸿章很快成才，终成一代名臣。曾氏死时，李鸿章作联挽之：“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代难逢天下才。”上联抒尽对老师栽培的感念之情，亦从一个侧面道出了曾氏善于培养人才的事实。

如果只是一般使用和培养人才，那最多也只能算是个伯乐而已。曾国藩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能从一种更为宏阔的视野来观照人才，别有一种怀抱和寄托。“无兵不足深虑，无饷不足痛哭，独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或仅得之，而又屈居卑下，往往抑郁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贪饕出缩者，果骧首而上腾，而富贵、而名誉、而老健不死，此其可为浩叹者也。默观天下大局，万难挽回，侍与公之力所能勉者，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这种充满忧患意识的人才观，使他在吸引、培养、使用人才上，格外用心用力，格外具有长远眼光。在这一点上，他超越了许多同时代官员。在他治下，众多人才是“徒步数千里从公”，“幕府宾僚，尤极一时之盛”。——这也正是曾氏成就大业的重要原因之一。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朝廷亦可成弱势——晚清朝廷与地方关系的一种观察

俗话说：“胳膊扭不过大腿。”在古代，把皇帝、朝廷比作大腿，把地方官吏比作胳膊，想来也不会失当。因为一般来讲，“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率土之滨，莫非王土”，作为皇权象征的朝廷，总比地方官要威严得多。但这只是以常理度之。实际上，朝代更迭，权力交互，皇权总有衰落的时候，而地方大员恃宠而骄的事件亦时有发生。东周列国时期，所谓的君主便时常被列国欺凌。汉末时的汉献帝亦曾被曹操软禁，发生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著名事件。唐代宗时，同华节度使周智光守陕州，大言“此去长安百八十里，智光夜眠不敢舒足，恐怕踏破长安城”。面对地方大员的这种骄焰，代宗只能默默含忍。清代官员似乎并没有周智光这般猖狂，但至“太平天国”兴起，地方官员在征讨中权力逐渐扩张，对于朝廷亦就变得渐次侮慢，其间发生的一些事情，分明在言说着胳膊与大腿关系的倒置。

得宠太监安得海的被杀颇富戏剧性。这一轰动性事件，既显示了地方官员的权谋，更表现了他们的强悍和朝廷对他们的无奈。同治八年，太平天国燃起的硝烟刚刚散尽，山东巡抚丁宝桢就把奉命南下过境山东的太监安德海抓起来杀掉了。以常理论之，安德海奉朝廷之命，属于钦差大臣，在地方应享受隆重的接待。但丁宝桢明白无误地表示：“吾闻安德海将往广东，必过境山东，过则执而杀之，以其罪奏闻。”及至安德海真的成行，丁宝桢一面向朝廷请旨，一面派人封堵。而不明形势的安德海自恃钦差身份，完全不知末日来临，反而詈骂追杀者：“我奉皇太后（慈禧）之命，织龙衣广东，汝等自速戾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