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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三寸多长的口子，手上也划出了几条细长的血痕。奇怪的是，我对这一切竟然浑然不知。不知是心理因素，还是这炮楼确实太高大，站在炮楼下，我感觉自己一米七八的个子竟是如此的矮小。这炮楼足有三层楼高，占地面积有大半个排球场大小，是用牛头山上的大青石一块一块垒成，石块与石块间填满了发青的水泥，一点儿缝隙都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水泥的颜色与石头的颜色已经分得不是十分清楚了，所以，不管是远看，还是近看，整座炮楼就像是用一整块巨石镂空而成，再用神力将其立在现在这个位置。炮楼有半米多厚，朝铁路方向建有五个漏斗形的枪眼，其坚固程度和火力配置的强度可想而知。我从朝东的一个小门里探进半个身子，里面黝黑，看不出个所以然来。我嗅了嗅鼻子，一股让人作呕的味道呛得我差点没有闭过气去。是一种说不清楚的味道，尿臭味、霉味、腐尸味，都有。炮楼的墙体上有人用粉笔写着歪歪倒倒的字：“杨小惠，我爱你。”“王大头，我日你妈。”还有形似抽象派作品的光屁股男女图像。乱七八糟的什么都有，一看就知道是放牛的或者打柴的小学生们的杰作。我努力在墙体上搜寻，想找到些许与战争相关的痕迹，比如弹孔或者烟熏火燎的痕迹什么的，但是令我非常失望，我什么也没有找到。时间的力量真是无法衡量，任何东西它都可以将其改变得面目全非。

一个长得精瘦的农民对我突然的光顾感到非常恼火，但是待看到紧随我爬上来的杨卫平后，他就不吭声了，安静地站在一边。我这才发现炮楼朝西的一面几乎是悬空的，农民们将整个山体挖出了一个巨大的坑，他们用炸药将整块的巨石炸下来，用碎石机粉碎成鸡蛋大小，然后卖到各个建筑工地上，最后成了高楼大厦的一部分，成了高速公路的一部分，也成了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不用说，再用不了几炮，眼前这座炮楼就会整个坍塌下去，过去那段历史的真实见证也就会不复实存在了。

“你们再这样炸下去，这座炮楼不就要被炸塌了吗？”我的表情非常气愤。

精瘦的农民露出一脸的困惑。他犹豫了好一刻，喃喃地说：“这破炮楼有用吗？几十年了，从没听人说过这炮楼有什么用。”

我知道与他是解释不清楚的，我可以理解他的想法，但他却不可能理解我的想法。

我气愤地看着杨卫平：“老杨，镇里就没人管这事吗？”

杨卫平怪模怪样地朝我笑了笑：“你这家伙，以前我就发现你有点儿毛病，谁知这么多年了，你这病还越发严重了。镇里的人管这？哈哈，别说是一座破炮楼，只要能换钱，能让贫困的农民们富足起来，你就是将他的祖坟给扒了，他也不会管。知道吗？发展是硬道理，其他的都是他妈的闲扯蛋。”

杨卫平的话一时呛得我哑口无言。确实，我这人是有病，以前我可以为一个素不相识的人随地吐痰而与其打上一架，也可以为一个素不相识人不孝敬父母而对其发一通火。我认为这些都是德行问题，是非常严重的德行欠缺，所以非常认真。但许多人却不这么看，在他们看来，这些问题只不过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或者好听一点称为不拘小节，再好听一点称为大行不拘小虑，倒是我小提大作了，无病呻吟了，神经过敏了！在他们看来，德行欠缺的不是他们，而是我。杨卫平说得没错，这炮楼在与不在关我屁事呢？我凭什么要发那样大的火呢？

从炮楼上下来时，我没再说一句话。

离开马鞍山镇往县城赶时，我有意将车子停了一下，站在路边再次端详远处那既熟悉又陌生的牛头山。夜幕下，它只是一个巨大的黑色的影子，虽然朦胧，却真实存在。这一点时间是无能为力的。

冷风中，我突然想起那个开手扶拖拉机的老头竟是那天在火葬礼场大门口搀扶着那位痛不欲生的老太婆的那位老头。如果确实是同一个人的话，这老头应该姓甘。不定这姓甘的老头与小男一雄的死有关！

一

根据事前安排，大家紧锣密鼓地跑了两天，有必要将各方面的情况汇个总。县里的领导给我们下死命令，要求我们在十天之内必须将这个案子破了，虽然感觉困难重重，但责任促使我们必须尽心尽力，力争在规定的期限内使这个看似复杂的案子最终水落石出。是否尽心尽力，这是态度问题，而案子是否能够在规定的期限内侦破，则是水平问题。态度决定一切，细节决定成败。

今天的会议是我提议召开的，游局没置可否。像他答应的那样，九点钟，他准时坐在四楼小会议室圆形办公桌主持人的位置上。他的双眼布满了血丝，脸色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