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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王平安带着一个六十多岁，腿脚有点儿不方便的老太婆回来了。老太婆不认识我和王平安，但认识杨卫平，这从她看杨卫平时躲闪的眼神里可以看得出来。王平安悄悄告诉我，说疯婆子昨天得了一场重病，半个小时前被人接走了。

“被谁接走了？”我问。

“我也不认识。疯婆子只说他姓甘。”老太婆坐到柯红霞旁边的凳子上，咧着没有牙的嘴巴，不自然地笑着。

这老太婆后来告诉我，她住在离这在离这儿有三里远的潘家湾，就在铁路的东边。平日里与疯婆子没甚来往，偶尔遇到，最多也只是点点头打个招呼而已。但昨天晚上有个姓甘的老头到她的家里，说这疯婆子得了重病，他得送她到医院里治疗，家里那个疯丫头没有人照看，看她能不能帮个忙照看两三天，给弄点吃的。

“那疯丫头其他方面都很听话，不吵也不闹，就是不知道饿，几天不吃饭她像没知觉似的，只顾看她的书。再就是不知冷暖，天气热了不知减衣服，天气冷了也不知加衣服。”老太婆说着将柯红霞头发上的一根稻草轻轻地拈下来，那表情和动作显现出无限的善良和爱怜。“我是早上到这儿来的，疯婆子已经病得不轻了，发高烧，嘴唇都烧白了。姓甘的老头急得团团转。真的，不知这老头与疯婆子是什么关系，几十年了，我不仅没见过，连听都没有听过。也不知这老头从哪儿弄来个手扶拖拉机，也不知他将这疯婆子拖哪儿去了。”

“那姓甘的老头留下什么没有？比如电话，家庭住址。”我问。

“除了给我留下五百块钱说是作疯丫头的伙食费以外，什么也没留下。对了，他说将疯婆子的病治好后就送她回来。”老太婆说。

“你相信疯婆子会回来吗？”我也不知怎么问出这样的话。

果然这老太婆立时一脸不高兴，她说：“你怎能这样说呢？不管别人怎样评价她，但我对她还是非常了解的，她不是别人认为的那种人。除非她死了，否则她就会回来。”别人？看来眼前这老太婆也将我包括在内了。确实，在对一个人的一惯行为和内心世界不甚了解的情况下，你是不能随便对其作出判断或者猜疑的。

看来在这里我们再也问不出什么了。走时，我再次仔细端详了一下柯红霞，她仍在仔细地看着手上的书，眼前的一切好像与她无关。淡红色的夕阳照在她那毫无表情的脸上，仿佛一尊雕塑。她的内心装的是什么呢？谁也不知道。但是，可以肯定，小男一雄带给她精神和肉体上的痛苦肯定不在她的记忆里了。

上车时，我突然想起来时杨卫平不经意说牛头山下还残存着那座日本人的炮楼。我告诉杨卫平，我想绕道去看看。以前战争片中的日本人的炮楼我们见得太多了，但那更多是电影里的道具，虽然逼真，但毕竟是假的，今天我想亲眼看看日本人真实的炮楼到底是什么样子。

从疯婆子家那间破房子处出发，沿着破败的公路前行不到三百米，就是铁路了。铁路边以前修建的简易车站在马鞍山煤矿下马后就撤了，除了那一百来米长的水泥站台告诉我们以前这里也曾辉煌过以外，呈现在眼前的就只是一些残垣断壁了。车子到铁路路基处向右转了个直角，沿着路基往南边走。行驶了不到二百米，杨卫平告诉我到了。下车后，我四处找寻却没有发现炮楼的影子，最后在杨卫平的指点下，我才在一片茂密杂乱的槐树丛中发现那座鬼魅一样立在那儿的炮楼。其实那炮楼所处的位置并不在铁路边上，而是在位于路基上方七、八十米处的陡坡上，青灰色的墙体与山上的青石几乎融为一体，若不是有人指点，还确实难以发现。站在路基上看这炮楼，它更像一头独狼一样静静地站立在那儿，冷冷地扫视着南来北往的火车，在时机到来时，它会猛地扑下山来，将它瞅准的猎物整个撕成碎片，然后一块一块地吞进肚子里去。站在路基上，我能清楚地看见那炮楼的枪眼，黑洞洞的，向外散发出浸人骨髓的寒气。

这时，炮楼边上突然站起一个人，挥着一件白色的衬衫对我们喊着什么。杨卫平听清了那人的话，告诉我山上要放炮了，他们要我们离这儿远一点。不知是一种怎样的心态驱使，真的，直到现在我也无法解释清楚我当时为什么会有那样的举措。我没吭声，跳下路基，竟径直朝炮楼爬上去。杨卫平在身后急得跺脚大骂：“老曾，你犯神经了不是。”见我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又急着朝上面喊，“上面的，等一下放炮。”

山坡上遍是不规则的大小石头，并且长满了齐膝高的荆棘。待我气喘吁吁地爬到炮楼下面时，我才发现左腿的裤角被划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