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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革命阵线所破坏的安全，整个军事行动的成本低得令人咋舌。我想不出有其他的方法能够像这样，做到使塞拉利昂的和平得以重建和维护。安珂·霍芙勒和我甚至试着对军事行动做了一份成本效益分析，而调查这些成本的过程出奇地顺利——我只不过打电话给国外的政府机关，它们便知无不言、倾囊相告了。最困难的部分是估算收益。无论如何，自从英国部队在塞拉利昂重建了和平之后，那里就一直太平无事。这自然是最为重要的，倘若没有了他们，还不知道会有多少惨不忍睹的事件发生。而对这种可能性的杜绝，就是给英国部队的最好报酬。我们用自己的战乱模型来估测塞拉利昂可能战火重燃的风险率——当然是一种相当粗略的估算，因为我们使用的原型是典型的战后国家，而没有将塞拉利昂的特性考虑在内。但是作为一种估算战后军事干涉典型收效的方式，忽略特性也未必是一件坏事。接着，我们将这种避免可能的战乱，与内战的典型代价相加，估价就已经达到了640亿美元左右了。我不得不说，我并不喜欢做这样的算计；较之估算一个任意的特殊情况的风险率，我们的模型更适于确定哪一种干涉政策可能最通用，因为在每一个特殊情况中都有着太多的重要信息是一个模型必须忽略的。但这样做还是有价值的，我们毕竟估算出干预的收益大约是其成本的30倍。有了这样的成本效益比率，就很难在计算中有太多失误的可能了。

帕利瑟行动是英明果断的，英国军队可以把他们给塞拉利昂的发展做出的贡献引以为豪了。它也同样为对最底层10亿人的军事干涉树立了一个榜样：低成本、自信而且持久。它也是广受欢迎的——那些国家的民众由衷地感激。然而，它却被彻底埋没了。相反，每天见诸报端的总是伊拉克。就像索马里一样，从伊拉克得到的最为明显的教训就是绝不干涉。这不仅仅是普通大众的反应，也是高层权威人士的反应。2005年11月，我受邀到布鲁塞尔给一批专家做讲座，满屋子都是高级军官。当我给塞拉利昂的事情定下基调时，我得到的第一个回应是：〃但那些英国人肯定会被伊拉克人打得片甲不留！〃可是我们应当铭记的最为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已经发现了当我们将头深埋在沙子里，对一切不闻不问、置之不理时会发生什么：我们已经有了卢旺达的种族大屠杀。

所以我们应当干涉，但不必到处都干涉。塞拉利昂的情形比伊拉克更能代表在最底层10亿人当中施行军事干涉可能带来前景。看一看两种情形之间的对比。在塞拉利昂，我们的军队收到了政府的邀请，更受到了当地民众箪食壶浆的迎接。在塞拉利昂我们不会被指责是为图谋石油而去，因为那里没有石油。在塞拉利昂我们不必担心〃修复被我们所破坏的东西〃，因为那里实在没什么东西可以去破坏，何况我们以最低限度的损害就能让联合革命阵线一败涂地。在塞拉利昂，我们为锁定胜局所需的正规士兵不超过1000人。两种情况截然不同，泾渭分明。

第三部分　第31节：法律与章程（1）

第九章法律与章程

至今为止，我们已经讨论了援助和军事干涉。它们都可以派上大用场，但是它们也都代价不菲，前者需要大量的金钱，后者需要足够的政治勇气，有时更需要士兵们的勇气。所以现在我打算讨论一组价廉实惠的干涉措施，它们分为两类：我们自身法律中有利于最底层10亿人的改变；有助于指导行为的国际标准的完善发展。

我们的法律，它们的问题

在第一章中，我讨论了最底层10亿人的社会有可能会成为犯罪分子、恐怖分子和疾病的温床。但悖论的是，有些事情是相互的：富裕的国家本就已经为最底层10亿人中的犯罪分子提供了温床。

而其中一种起到这种温床作用的离谱行为，就是西方银行长久以来都在将从最底层10亿人社会中掠夺来的资金作为存款接纳，这使得这些资金神不知鬼不觉地被掠夺者和银行纳入囊中，并再也不会将之完璧归赵。许多西方国家都涉嫌在做这种可耻的勾当。2004年，美国华盛顿的里格斯银行就曝出了这样的丑闻，它们从赤道几内亚的总统那里接纳了巨额的存款，而且还给他写了封阿谀奉承、热情洋溢的信，鼓励他继续这样做。等到事情曝光出来，这种鼓励洗钱的行径自然被马上叫停，银行也被彻底进行了整改。2000年在英国也暴光出类似的丑闻，尼日利亚的前军事独裁者萨尼·阿巴查（SaniAbacha）家族，竟然在伦敦银行堂而皇之地存入了大量的现金存款而没有人过问。但是，在这类事件中当之无愧独占鳌头的，还要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