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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些什么力量呢？最早的也许是孙中山先生的政治理想主义以及孙先生与这位天赋极高的青年信徒之间的密切关系。蒋先生似乎是真心接受他的导师的革命理论以及这项理论所带来的各项要求。他并且得到他的夫人宋美龄女士的贤妻的很大助力，自从缔婚以来，她对于他的日益远大的眼光以及日益深厚的道德基础实有极大的贡献力。他的工作的繁重和复杂，其种类之繁复以及几乎不可克服的困难，也许在提醒一种谨严的责任感方面有不少的助力。国家危难期间的急迫性可能更加强了这一责任感。每一个致力于改善中国境况的人都觉得现有情况是可以改善的，他的努力所得到的反应必已引起他对于工作的兴趣，这项兴趣并随阅历之增广而增长。

基督徒兄弟？（4）

蒋先生信奉基督教差不多已有十年，他虽然极谨慎，却能履行这一信仰的原则与实践，因为他对于这项信仰，已有更清楚的认识。他最初对于基督教所知并不太多，但在公务繁冗与为国事焦劳之中，他仍找出时间来从事个人的宗教修养，并且养成一种习惯，他已以此事为取得指导、灵感与精神力量的泉源。作者本人以一个基督徒的身份，不能不相信恪遵教义与倚赖这一信仰为精神的凭藉，对于性格确具潜移默化的作用。蒋先生本人在其有关西安事变的经历的公开言论中，认为他从耶稣的教义与榜样中所学到的东西，对于他目前的态度与行为有很大的影响。由此而言，如认为宗教的因果律对他会发生影响，似乎是合理的事。

作者在这里无妨再说几句话作为本文结束。作者与蒋先生的个人间接触，使作者在各阶段中对于他的观感完全无异于中国人民在上述同一阶段中对于他的观感，卒而对于他的爱国心之显明诚挚与他私生活之绝对清白，具有无容置疑的信心；对于他的钦仰则越来越含有爱的成分。中国在其更生与重建的最紧要关头期间，能够有他这样一个有品格有才干的人来积极领导全国，实在是极幸运的事。这一点是清楚无疑的。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司徒雷登的主动示好，使“蒋介石对他的态度也日见友善，以至逐步发展到相当亲密的程度”。

1934年，受美国经济大萧条的影响，燕京大学出现财政赤字，司徒雷登倡议发起“百万基金运动”。　司徒雷登在一次与蒋介石的会面中曾经谈及此事，蒋介石当即决定让司徒雷登在南京励志社总社（励志社主要是一个接待国内外军政人员的机构，其总干事黄仁霖是美国留学生，基督教徒）就燕京大学办学宗旨与教育制度诸问题发表演讲。

这次演讲会可谓是盛况空前，除蒋介石本人因临时有事未到外，行政院院长汪精卫以下，包括宋子文、孔祥熙、张群、何应钦、陈诚等在内的国民政府各院部及海陆空三军将领等共200余人出席。司徒雷登在会上用中文所作的长篇讲演，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其直接产生的效果就是国民政府*自是开始每年拨给燕京大学万元经费，政府各机关部门也争相聘用燕京大学毕业生。

基督教这根纽带将司徒雷登与蒋介石联系在一起，以致有一种说法认为：“司徒雷登把蒋介石视作基督教在中国得以传播的最好范例，并引以为荣。”

事实上，蒋介石在信仰基督教后，在信仰方面是非常虔诚的，每日按时做祷告，他也曾向司徒雷登谈过自己内心的宗教世界。

1927年蒋宋联姻的婚礼，就是在上海宋宅以基督教的方式进行的。

蒋介石日后发表的说词也可看出基督教教义对其思想的影响。他推动与提出的一些口号和措施，比如所谓“新生活运动”等，也无时无刻不存在基督教的影子，或者是中国的儒学与基督教教义结合的产物。当他遇到困难甚至挫折时，也以读基督徒的心书《荒漠甘泉》而自励。蒋氏夫妇在南京中山陵园内建基督凯歌堂（私人教堂），“凯歌”两字即取自“二十四史”中的《晋书·乐志上》：“其有短箫之乐者，则所谓王师大捷，令军中凯歌者也。”并亲笔题字：“耶稣降世一九四七年十月基督凯歌堂，蒋中正题。”1949年到台湾后，他又在台北市士林官邸侧建士林堂，同样，“士林”两字也有出典，语出《资治通鉴·汉纪》：“乘犊车，从吏卒，交游士林。”将礼拜堂名取诸中国典故，这也很符合蒋介石的性格。材料显示，蒋介石愈到晚年，基督教愈成为其生活中的精神支柱，蒋死后其棺木中就放着一本《荒漠甘泉》。

基督徒兄弟？（5）

2005年2月16日，蒋介石的孙媳蒋方智怡经过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协商，达成了把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