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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定要和花总沟通下这个事情。一个研究生，刚进公司就被下放到最偏远的一线工作，这太不合理了。”

我大为感动，连声地说着谢谢，忐忑不安地回了家。

我没敢告诉父母。在事情没有最终定论前，我希望一切平静如初。晚上躺在床上，我心说，这劳大海既然能告诉我这个消息，而且这消息连杨部长都不知道，是否意味着他就是那个在花总跟前搬弄是非的小人呢？可是，我和他素未谋面，今天晚上是第一次，业务也没有交叉，职位级别更是差了好几个档次，他为什么要整我呢？他提到了公司新入职员工发言的事情，莫非他看准了我的发展前景，感受到了我的潜在威胁，要趁我羽翼未丰时抢先下手，将我的发展扼杀在起步阶段？一想到这里，我不禁后背渗出了一层的冷汗：一次不经意的表现和展示，就能随即招来嫉妒和报复，那以后岂不处处都是陷阱？而我时时都要提防？

杨部长呢？他似乎真的不知道我被贬的事情。那这次对我的调动也很有可能并不简单地是冲着我来的，而是杨部长的竞争对手居心叵测地想将我挤走，进而达到削弱杨部长力量的目的。

我又想到了花总——那个土里土气、面色尚算和蔼的乡下老头儿，一念之间就可以将我从天堂降入地狱，瞬间让我如履薄冰，如芒在背。而他前几天在电梯里遇到我时，还微笑着主动聊天，这份深藏不露的城府更让人不寒而栗。

第二天早晨上班，我借故去杨部长的办公室汇报工作。汇报完以后，我站在那里定定地看着杨部长。杨部长将房门关上后，对我说：“你放心吧，我已经和花总说过这件事情了。你安心地在我的部门工作，只要肯努力，我是不会让你吃亏的。”

我笑了笑，轻松地舒了一口气。我想接着问问杨部长到底是不是真有其事，但又不便直接问，便故作聪明地沉吟道：“我一个刚入职的新人，不晓得怎么会突然被抽调出去？”言外之意，也许这次的目标并不是我，而是杨部长。抽调走一个人，对他而言是一种损失，尤其是个也许未来可以成气候的年轻人。

杨部长笑了笑，不置可否地伏案看文件，没有继续说的意思。我只好知趣地离开了。

过了几天，我和邢斌吃饭的时候，还是忍不住说起了这件事情。

邢斌一脸沉重地说：“好险。”

我真的有点惊讶于他的消息灵通了，问道：“你早就知道了？”

邢斌点头说：“你被调往贵州分公司的调令，花总已经签字同意，就差发出来了，被杨部长生生地争取了回来。”

我顿时有了种劫后余生的庆幸，但更多的还是种隐隐的不安，对身份的不安，对职位的不安以及对人生变幻莫测的不安。这种不安，伴随了我后期常年的职业生涯，即使已经升职加薪，能力暴涨，仍如影随形，挥之不散。

调职风波后，我不再追求于场面的风光与热闹，开始小心翼翼地经营着自己的总部小职员工作。说来奇怪，一个先前曾经被我百般鄙视的公司和工作，现在居然成了我的一种依靠，这是我从前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

难道这就是志大才疏，眼高手低？

我开始试着融入这个作风松散的群体，尽量不再显得那么孤芳自赏。其实我之前也并没有更多的疏远，只是不太愿意把时间花在打扑克和聊天上而已。没事的时候，我也不再自顾自地看什么英语和业务知识，偶尔不咸不淡地陪着老高还有苗胖子聊天，有时和唐莉、王正开个玩笑，有时跑到隔壁屋子去聊聊。这使我对办公室的同事有了大致的了解和认识。

就说老高吧，是牢骚满腹和不得志的典型。他工科技术渊博，人也长得瘦高挺拔，年轻时应该有过风光一时的荣耀。不过，他脾气直，说话又不太招人喜欢，因此五十几岁了仍然在普通职员的位置上混日子。可他偏偏又不甘于混退休，每天仍然要自学一些新概念英语和工程师考试之类的材料，内心深处仍然有种生不逢时的遗憾，盼着有重新出头的一天。老高没事就喜欢说公司的不是，上到公司战略，下到员工待遇，从组织架构到分工明细，点评得鞭辟入里，头头是道，但是——没有一样公司的现状是他认可的。我听着他说话时，常常会情不自禁地想象如果他坐花总的位置，公司又会是怎样的一番天地。

这种人常常让聆听者不知道如何应答——肯定他等于否定公司的发展思路，进而否定花总的个人成绩；否定他只会惹来漫长而无谓的争论。所以，最后大家都躲着他，他真正地成为了孤家寡人。可是，不管他怎样的大嘴巴，位置仍然安稳如初，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