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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底、柏拉图，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老子、孔子等，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传统。这些文化传统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人类文明的主要精神财富，而这些不同地域的文化，原来都是独立发展出来的，最初并没有互相影响。“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对这一开端的复归是中国、印度和西方不断发生的事情。”例如，欧洲的文艺复兴就是把目光投向其文化的源头古希腊，使欧洲文明重新发出新的光辉，而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中国的宋明理学（新儒学）在印度佛教文化冲击之后，再次回到孔孟而把中国文化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在踏入新千年之际，世界思想界就已出现了对于“新的轴心时代”的呼唤，这就要求我们更加重视对古代思想智慧的温习与发掘，回顾我们文化发展的源头，以响应世界文化发展的新局面。二是在新的世纪，我们的国家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之际，费孝通先生提出了“文化自觉”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要建设“和谐社会”也必有个对自身“文化”上的自觉。什么是“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在《人文价值再思考》中说：

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人们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古”，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这就是说，在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的伟大历史时期，我们必须有“文化自觉”，要确立“文化”上的自主地位。我们的文化上的自主地位，既不是“复古”，也不是“全盘西化”，而是要使我们自身文化的根基牢固，根深才可以叶茂，必须坚持文化自主性，并且也要充分吸收其他各民族的文化来滋养我们自身。

在这种情况下，来研究我们民族文化的历史和它发展的前景，就必须适应当代世界文化发展的新形势，即“新的轴心时代”到来的文化发展的新形势；就必须适应我们国家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而必须有一个文化自觉的要求。那么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全人类社会到底遇到了什么问题，我们需要努力解决什么问题，才能促使“新的轴心时代”和我们的“和谐社会”早日到来呢？

儒学的现代意义（2）

怎样对待儒学

进入21世纪，可以说在我们国家出现了“国学热”的情况。对这种情况存在着各种各样不同的看法和解释。所谓“国学”最早见于《周礼？春官？乐师》：“掌管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意思是说：乐师的职责是管理国学的事务，这个国学事务是教国子的音乐舞蹈的。但是现在我们说的“国学”是对“西学”而言。这是由于，我们面对“西学”的输入，如何保护和发展我们的传统文化，也就是说：中国文化的发展面对着双重任务，一是要保护自身文化，维护我们自身文化发展的根基；二是如何对待和吸收、消化“西方”文化。这就形成了百多年来文化上的“中西古今”之争。而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必须走出“中西古今”之争，会通“中西古今”之学，以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共存共荣。对“国学”，特别是“儒学”，现在学术文化界有种种的看法，我简单作点介绍：

（1）有的学者提出“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他们认为“必须全方位地复兴儒教，以应对西方文明的全方位的挑战”，“复兴儒教是复兴中华文化重建中华文明的当务之急”。因此，主张把儒教立为国教，在我们国家实现所谓的自古以来的“政教合一”。

（2）对这种观点有来自两个方面的批评：一是来自“自由主义派”，他们认为，“儒教救国论”是对当代*政治的反动，是对“平等”观念的践踏。把“儒教”立为“国教”会让中国成为一个儒教的伊朗，“企图将儒教意识形态化，为专制主义服务”。另一是来自*主义学者的批判，他们认为：“儒教救世的想象实质是道德作用的自我夸大”，也是“以天道性命的形上学来追求王道政治，这样只能重踏封建专制的陷阱”，“真正的救世主只能是*主义”。

（3）还有一些学者从维护和发扬儒家思想出发，对“儒学”作充分的肯定。例如现代新儒家认为内圣之学可以开发出适合现代*政治的“外王之道”，而且认为儒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