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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稳定、和谐三者构成了一个有机的价值体系。稳定是发展的前提，没有稳定也就谈不上发展。即使发展了，没有稳定的发展也是不牢固的，可能随时会被中断甚至逆转。发展是稳定的保障，没有发展，稳定也不容易维持，或者说没有发展的稳定是不值得追求的稳定，不具备价值意义的稳定。和谐是稳定和发展的目标，没有和谐，稳定和发展的价值也是不值得追求的。人类社会的终极理想是大同，大同就是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民族与民族的和谐、国家与国家的和谐。和谐社会的建设也反过来可以促进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和谐本身就是一种生产力，可以促进发展；和谐也是一种关系，可以起到稳定的作用。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软实力的构建（7）

在明确了中国发展模式和传统文化精髓中所包含的这些普世价值后，在学理的层面上接下来的任务就是使这些价值体系化。*的学说也是不断积累发展起来的，*的价值就是在这种学说的发展、讨论、传播中确立的并被大家所接受。自由、平等、*等价值莫不如此。这些价值固然是西方文化中的核心价值，但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和普世化，已成为人类的共享价值。但是，这个世界的共享价值不应只有这些，一个社会不可能只有自由而没有发展，不可以自由得一无所有。一个社会也不可能只讲*，不要稳定。事实上，许多研究表明，在西方文化背景下，*、自由、*等价值有着很大局限性，包含很大的斗争性，其核心的假设是个体的最高价值以及个体利益的不一致性。譬如单就*来讲，在西方的历史传统中其实是一种斗争性的政治，如果离开西方传统文化中其他价值（如妥协、理性等的约束），它很可能就会失范。

在对发展、稳定、和谐等价值进行学理的体系化后，我们还应对它们作一个制度层面的讨论。价值对社会的贡献是思想、观念和认识上的，而制度对社会的贡献则是治理的。发展、稳定、和谐等价值的制度化要求向我们提出了诸多学理上的挑战，例如什么样的制度是能够促进发展的制度？制度的发展内涵是什么？什么样的制度有利于稳定？制度的稳定性有哪些表现和衡量指标？和谐文化、和谐秩序、和谐社会怎么建立？制度上又怎样和怎么能够保证这些和谐？如此等等。这些问题我们可以在我们传统文化的精髓中，也可以从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经验中找到答案。

这里的制度化应该还有相应具体措施的讨论。譬如发展的制度要求政府的行政改革要以发展为重要价值目标，不利于发展的地方要坚决改革和清理，如*、效率低下、不透明、机构臃肿等。这些措施要以价值为导向，而价值要通过这些措施来落实、体现，来转化为现实的社会成果。

最后，在国际关系的层面上，中国的软实力建设问题具体就落到了外交政策的层面。这里的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是外交政策本身要符合我们所提出的价值，和谐世界的理念和政策目标就高度地体现了这一点；二是外交政策要能够起到传递这些价值的作用，譬如我们的对外援助政策，就是要设法促进受援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总之，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软实力的建设已经不只是要弘扬有自身传统的文化，更要为全球共同体或全球性社会贡献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发展和丰富人类社会的共享价值。一个国家、一种文化软实力的大小将取决于其为人类社会提供的共享价值有多少、价值为人类社会的共享程度有多深等因素。

陈玉刚，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本文选自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大国策》丛书。

儒学的现代意义（1）

儒学的现代意义

汤一介

为什么还要讲儒学

《儒学的现代意义》这个题目，我曾讲过多次，20世纪80年代讲过，90年代也讲过，现在到21世纪还讲。不仅我讲，而且越来越多的学者都在讲。为什么今天我们还要讲？我想，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一是我们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的民族复兴的前夜，在此时此刻，我们必须回顾我们的历史文化传统。雅斯贝尔斯（1883~1969年）曾提出“轴心时代”的观念。他认为，在公元前500年前后，在古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等地几乎同时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他们都对人类关切的根本问题提出了独到的看法。古希腊有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