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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国人的命运前所未有地联系在一起，推进了中国人的自我认同。但是，将这种认同真正建立在“民族”之上并使其得到巩固的，则是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先进的中国人用西方民族主义思想改造中国、统一中国的理论和实践。以“华夷之辨”和“夷夏大防”为代表的传统民族观念在多民族的中国自古有之，但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和“民族主义”思想则是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西方传入的。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挽救中国的危亡要靠民族主义。因为民族观念，“根于天性”，“今日若再不以民族主义提倡于吾中国，则中国乃真亡也”。世纪之交和稍后由中国人创办的中外报刊大量介绍和宣传了西方民族主义的作品，形成了一种蓬勃的民族主义思潮。　。　想看书来

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更新和重构（3）

西方民族主义为中国人挽救危亡提供了一种思想启迪，这就是拯救中国要以“民族”的意识、形式和精神，而这种“民族”只能是依傍于国家，包括中国各民族在内的统一的中华民族。但这种认识的形成有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

孙中山早期的民族主义思想是1894年11月他为兴中会所拟章程中的表述：“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盖我中华受外国欺凌，已非一日……。”这是“振兴中华”口号的最早提出，而且这里的“中华”与“外国”对应，明确是指中国和中国人。但是，此后他又提“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使“中华”与汉族、“鞑虏”与满族等同起来。

维新派反对革命，主张走改良之路，在*上则提出“满汉一体”、“满汉同族”。康有为在其《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摺》中开宗明义：“奏为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以定国是而一人心，强中国。”并建议将中国国号改称“中华”。值得注意的是，本摺为康有为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所奏，他所提倡的“以定国是而一人心、强中国”，和将国号改为“中华”与孙中山稍前所提的“振兴中华”目标及后来的“*”的国号是一致的。同时，他提请光绪帝留意欧美的“民族之治，凡语言政俗，同为国民，务合一之”，明显也是以将全体国民塑为同一民族为宗旨的民族主义思想倾向。一般而言，民族认同的直观表现是对统一族称的认可，中华民族认同也如此。康有为在对清廷的上书中已隐含了这一意思：应“删除满汉名字籍贯，而正定国名，即永名中华国，上自国书、官书莫不从同，自满、汉及蒙、回、藏既同建一国，并当同为中华人，不得殊异，其满人并赐汉姓，俾合同而化，永泯猜疑，则团合大群以强中国，莫善于此”。这里表述的五族“同建一国”，“同为中华人”，明显是与后来的中华民族概念相结合的。

梁启超是西方民族主义概念的最早传入者和阐发者，自1902年起便力倡“新民说”，意在培育国民的*意识、人文素养、进取精神，从内在精神上强国兴邦、振兴民族。同时他反对“排满复仇”，提出“合汉、合满、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的主张。这一思想也为国家层次上中华民族概念的产生做了铺垫。

“中华民族”一词于20世纪初年较多地出现于梁启超、章太炎等人的言论中，只是这时还更多的是“汉族”的同义词。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的封建专制体制，建立了“*”，实现了维新派和革命派以“中华”为国号的共同理想，也为“中华民族”概念的流行和含义的扩展开拓了政治空间。随着推翻清朝统治革命任务的完成和维护国家统一的需要，民国建立之初的孙中山马上提出了“合汉、满、蒙、回、藏五族国民，合一炉以冶之，成为一大民族”的主张，同时将表示“五族共和”的五色旗作为新政权的国旗。于是，建立在国家统一基础之上容纳中国各民族的“中华民族”观念正式出现。然而在其晚年，孙中山又提出了“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的“国族”理论。他极力推崇美国的民族融合模式，建议“仿美利坚民族底规模，将汉族改为中华民族，组成一个完全的民族国家，与美国同为东西半球二大民族主义的国家”。这就将“中华民族”演绎为以汉族为核心的，需要对各民族加以同化才能完成的正在建设中的“国族”。

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更新和重构（4）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继承了孙中山民族主义中的同化思想，直至后来提出了所谓中国各民族为同一民族之“宗族”的理论，遭到了中国共产党的严厉批评。

将“中华民族”拖出同化论泥淖的主要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但它也经历了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其“二大”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