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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济川先生的这种深情厚谊，我非常感激，终身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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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书业领军者：来薰阁的陈济川（3）

投身社会主义改造，晚景却凄凉

陈济川在旧书业中的威望高，一贯积极、助人为乐，在1950年初成立的北京市图书出版发行业公会时，他被选为主任委员，还参加了民主建国会。后来他在旧书业还发展了一些民建会员，这些人在各方面都积极带头。他还在1950年被选为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的代表，之后又被选为前门区人民代表。

1950年底北京筹组第一家公私合营的出版社——新大众出版社，成立资金旧人民币两亿元（折合今两万元，当时是巨款，若按实值今天恐在几百倍左右），由北京市新闻出版处出资6000万元，工人出版社出资4000万元，来薰阁出资2000万元，宝文堂书店出资2000万元，另由陈济川负责向其他40家书店集资4000万元。该社组成七人社委会，由《工人日报》总编辑王春，工人出版社秘书长张诚、负责人苗培时，北京市新闻出版处处长周游、副处长宋匡五，来薰阁经理陈杭，宝文堂书店副经理刘玉铮组成。王春任主任，苗培时任总编辑，陈杭任经理。社址设在杨梅竹斜街世界书局东隔壁，一座两层楼，今天遗址痕迹还有。该社出版有革命内容、大众化的通俗读物，出版的第一本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阴阳合历全书》即新黄历，印数竟达120万册；还编辑出版了杂志《说说唱唱》，即今日《北京文学》前身。这个出版社出版了不少新内容新形式又通俗大众化的好书，很受欢迎；还吸收了一些著名文人，包括后来的大作家汪曾祺在内，担任编辑。新大众出版社在建国初期开拓建设北京新文化上贡献卓著。后来不知怎么回事，这个出版社没有几年就给拆散了，像宝文堂这个名号就无偿地归了1956年成立的中国戏剧出版社使用至今；《说说唱唱》划归新成立的北京市文联，更名《北京文艺》。

新大众出版社无疾而终，陈济川还是在琉璃厂经营他的来薰阁，兼管图书出版业公会的工作。

1956年的公私合营、社会主义改造，陈济川是举起双手热烈欢迎的。他的来薰阁北京、上海两店公私合营后核资定产，各为5万元，居旧书业之首。他带动了好多旧书业同行积极迎接全行业的公私合营。他还把1589年刻版的《忠义水浒传》这部珍本古籍捐献给国家，以示态度和决心。

旧书业的改造，全归并到中国书店，陈济川被任命为北京市中国书店副经理。他努力工作，积极帮助各地建立中国书店，经领导同意，选派有经验有魄力、精通古旧书刊业务的骨干人员，去协助广州、兰州筹建中国书店。

陈济川的晚年在中国书店愉快地工作着。他终究是私方代表性人员，再努力工作，也还是外人。他躲过去了1957年的“反右”，据说差一点儿就落水，还是有好人拉了他一把，结果旧书业这顶“右派”帽子给了邃雅斋经理、也是旧书界的头面人物董会卿。到1966年的“文革”，那谁也跑不了，何况陈还是拿定息的资本家，身为中国书店副经理，被打成是“混进领导班子中的阶级异己分子”。

他没能挺过去，1968年含冤而逝，享年才66岁。陈济川平日身体较壮，要不是“文革”摧残，他还能再活一阵子，必然能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的古旧书业，作出更多更出色的贡献。

不过，重修琉璃厂后的新来薰阁，继承了陈济川的老来薰阁的热心为读者顾客服务的优良作风。笔者只要回琉璃厂，必要去他们书店逛逛，感到舒适开心，真是如沐春风，当然每次不空手而归。在店中经常碰到日本、台湾、香港和世界其他各地的寻书购书人。前不久又去那里，顺便询问陈济川的后人在哪里？中国书店不知道，而来薰阁的门店负责人就告诉了我。交书款时，两位日本女士用简单不熟的华语，向我赞扬来薰阁藏书丰富、服务周到。

陈济川先生若泉下有知，必欣慰而笑。

酸梅汤中滋育出大古玩铺

说琉璃厂、道酸梅汤，谁全知道指的是有名的老字号信远斋。那信远斋怎么又跟古玩铺连在一起呢？这里面有个故事。

琉璃厂有许多开设于清朝中叶、后期的古玩铺，开基创业最早最有影响的是清朝道光年的举人祝锡之，在道光二十年后开的博古斋古玩铺。他为琉璃厂的古玩业打下了基础，培养了人才。可是它只存在了60年，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歇业。但人们尊重历史，尊重这个对琉璃厂有突出贡献的老古玩铺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