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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国际竞标者，一个是联邦开发公司，这是一家英国的非盈利性组织，拥有在发展中国家工作的丰富经验；另一个是一家美国的私有公司。通常这些竞争竞标者都会雇用当地的商人来为他们的竞标出谋划策。经过一场激烈的竞争之后，政府将合同授予了联邦开发公司。一个月以后，一个叫乔治·斯佩特（GeorgeSpeight）的斐济本土人叛军领袖（正是那个曾为美国公司做顾问的商人），开始组织对新政府的武装对抗。斯佩特的口号是〃斐济人的斐济〃，这是一句很能蛊惑人心的战斗口号，但社会公正果真是斯佩特唯一的动机么？我猜若是将暗含反对派利益诉求的〃把桃花心木合同给美国人〃作为战斗口号，恐怕就没那么能收买人心了。

塞拉利昂的情形又如何呢？塞拉利昂是一个其人口发展指数（一个综合了预期寿命、文化水平和收入水平的度量标准）处在最底层的穷困潦倒的国家，它们的国民最有充分的理由来表示怨愤不平。叛军领袖弗迪·桑可（FodaySankoh）距离中大奖般地获得权力是如此接近——他的势力和政府中的势力有着如此密切的联系，以至于他曾被许诺会提供给其令人瞠目的〃招安〃交易条件，包括副总统的位子。显然，桑可一口回绝了；获得国家第二把交椅的位子并不是他想要的。作为这一许诺的替代品，他声明他的目标是政府的一项特权，即掌控塞拉利昂奇货可居的钻石特许权。而桑可的叛军实在不是什么骁勇善战的材料，他首选的兵源是些十几岁的瘾君子，容易控制而且六亲不认。他们最爱的战略是对平民实施恐怖活动，包括砍掉村民甚至小孩子的手脚。

第一部分　第9节：战乱陷阱（5）

战争的代价

最后，我们来看一看你会怎么看待内战的资产负债表：代价和遗留问题。内战是一种发展的倒退，它对战乱国家本身和邻国都会造成伤害。让我们先从战乱国说起。内战大约每年会将增长削减2。3％，所以一场典型的〃七年战争〃会使一个国家比其发生战争前还要穷上15％。当然，战争比单纯的长期经济萧条更糟：它需要以生命为代价。死去的人们更多的不是在实战搏杀之中被杀死，而是死于疾病。战争创造了难民，他们在公共卫生体系垮掉、疫病流行的情况下，进行大规模的迁徙。一位年轻的西班牙研究者马尔塔·雷诺…奎尔罗（MartaReynol…Querol），在对内战、移民活动和疟疾的影响范围进行分析之后，得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结论：内战所引发的移民，会加剧疾病对避难所中人群的影响。疾病的蔓延范围是如此之大，以至于难民自己根本无法解释清楚。所发生的情形可能就像这样：当难民们坐着牛车背井离乡时，他们被暴露在带菌者所携带的疾病之中，因为他们几乎没有免疫力，所以便染上了疾病，随后他们又带着病菌来到避难所，传染给已经住在那个区域的人。

经济损失和疾病都是后患无穷的，它们都不会随着战火平息而停止。内战带来的大多数损失，或许有半数以上都是在战争结束之后自然产生的。当然，如果有时起义胜利能够迎来一个社会公正的时代，那么这种起义就势在必行，可这种情况实在鲜有发生。政治上的遗留问题通常会和经济上的遗留问题一样不堪，那就是政治权利的丧失。叛乱是极为不可靠的一种争取积极变革的方式。叛军领袖声称发起内战是为了他们祖国的利益，往往是在自欺欺人。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约纳斯·萨文比靠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同盟控制下的安哥拉钻石生意，敛财约达40亿美元之多。在竞选总统失败后，他将生活忘我地投入到了重新发动内战的事业当中，而不是踏踏实实地去享受亿万富翁的生活。

他们的追随者、叛乱的走卒们，加入反叛运动团体往往是由于别无选择。我之前提到过，弗迪·桑可就偏爱招募那些青少年瘾君子入伙。而在乌干达，以建立遵循十诫的政府为起始目标的圣主抵抗军，通过用武力包围一个偏远的学校以及放火烧校来招募新兵。对于设法逃出火海的男孩儿们，会让他们在被射杀和入伙之间做出选择。那些入伙的孩子会被逼在自己家附近犯下一宗暴行，比如强奸一个老太太，以使男孩儿们更难重返家园。这种方式的招兵行径大多匪夷所思。当尼泊尔的叛乱组织开进一个地区时，年青人们更多的是逃之夭夭而不是欣然入伙；显然，他们害怕的也是类似的武力征兵方式。而在十月革命期间，政府迅速垮台，400万人做了逃兵，尽管任何被找到的人都会遭受残酷的对待。逃兵率有一种有意思的变化：它在夏天要高出许多，而不是在俄国的严冬。原因是什么呢？